我说，全国都这么干，没人受到查处，说明这么干是可行的。你如果一定要纠缠依据，就什么事都干不成。钟建说，这个我知道。我只不过想问问。国家应该出台法律，规范开发区土地出让。我说，那不是我们关心的事。钟建说，好吧。
刚放下钟建的电话，我就接到台湾田氏公司董事长田园的告状电话，说南镇党委书记钟建阻挠该公司的发展。我说，不会吧。田园说，怎么不会？我说，您慢慢说，市里为你做主。
于是，田园向我道明了事情的原委。由于田氏公司的产品物美价廉，行销全世界，国外的订单象雪片一样飞来。现有的产能显然无法满足客户需求。于是，该公司董事会决定，开工建设第二工厂。
钟建提出，拆迁南河、北河村民居，在宅基地上建设第二工厂。他的建议理所当然遭到田园的反对。田园坚决要求就近征用东河、西河村的耕地建工厂。
听完田园的诉说，我不满怠慢，马上与钟建沟通。事情果然如田园所说。不管我怎么劝，他就是不改初衷。我将情况向郑书记汇报。他说，市里坚决站在田氏公司一边。
由于有市里支持，田氏公司聘请的施工队开进东、西河村的耕地。两村农民闻讯后赶到现场，坚决反对占用耕地建厂房，并与田氏公司形成对峙。冲突一触即发。
接到田氏公司的汇报后，郑书记指示我，立即与白露市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一起，火速赶到现场，协调处理征地问题。我不敢耽误，马上汇同有关部门的人员赶到现场。
施工现场是一片青纱帐，有茁壮生长的玉米和火红的高粱。田氏公司租赁的推土机与挥舞着锄头的农民针锋相对，谁都不肯退让。南镇党委书记钟建、副镇长嘉鱼及南镇派出所民警在维持秩序。
我向在场人员传达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意见。占用耕地建设田氏公司第二工厂的计划不变。在审批文件下来之前，田氏公司可以先施工。所有的人都要为项目开发让路。
南镇副镇长嘉鱼说，占用耕地建厂房是不智之举。建设工业园完全可以向旧村改造要地。我说，拆迁旧村，一是成本高，二是周期长。
嘉鱼说，我们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我说，这个问题不容讨价还价。只有上大工业，才能迎来大发展。对于千年等一回的机遇，任何人无权放过。
嘉鱼说“无论如何，在农用地上建设工业项目都是违法的。项目必须服从规划。”我说“规划不但可以而且必须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规划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张纸，还不是说改就改？你以为这个世界就你明白吗？ 该糊涂时且糊涂？你什么时候听说；乱批乱占规划红线者身败名裂？”
嘉鱼说“不管怎么样，我都要顶；顶不住，那是我自己无能。”我说“你这是何必？你为什么非跟自己的前途过不去？我们当小兵的，必须维护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权威，无条件服从。
你的高科技农业，产值再高，也没有工业项目对我市经济的贡献率大。别把规划红线看得那么神圣。它就跟松紧带一样，可伸可缩。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必须为经济建设让路。”
66、归乡之一号文件
嘉鱼说“规划红线的严肃性何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经批准就变成了法律，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对于那些胆敢以身试法者，必须让其身败名裂。不能只看经济效益，不看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我说“理是这个理。可是，有人说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城市，保留那么多农用地是不是太超前、太奢侈了。白露人民奢侈不起、消费不起。你何必叫政府这个劲？ 再说，你可以利用拆迁补偿款，异地另建一个三高农业园区。”嘉鱼说“三高农业园区发展势头良好，为何要异地重建？劳民伤财的事不能干。”
说着，她手举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嘉鱼说，“这是中央有关三农问题的指示。中央对三农问题，历来高度重视。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为农民富裕、农村发展、农业增收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中央为什么这样做？
这是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不仅为人民提供食品，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还兼有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社会保障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如果农民不富，农村不稳，农业萎缩，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我说，“什么都别说了，市领导已经发话了，不换思想就换人，没有什么想通想不通的问题。再说，农业不是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