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无奈，说：“把村里的五万元承包费要回来还了债再说。”杨登科也不可能给他出什么好点子，说：“竹青刚上医专，你不弄点钱不行啊。”忽见那边董志良已经向蓝岛走了过去，只得说：“我走了，有什么困难只管来找我。”猴子说：“借你的五千元还不知几时还得了，怎么好老去麻烦你？” 杨登科指指猴子，说：“你看你看，又来了，说好不要再提这事的。”忙转身追上董志良，上车走了。
二十三（1）
地皮落实了，余下的就是跑手续。这项任务理所当然落在了董志良头上，近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坐着杨登科的蓝鸟在外面跑。董志良在郊区做过区长，区里有关部门的头儿都是他的老下级，有些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老上级开了金口，自然什么都不在话下。至于市里国土建设环保等大拳在握的部门头儿，彼此经常开会见面，不是今天你请我，就是明天我请你，关系没有不融洽的，董志良亲自上了门，人家不看僧面看佛面，也不会怎么为难你，能办的自然会给你办得妥妥帖帖的。就是政策依据不太充分的地方，董志良把掌握政策的人喊出去，几杯下肚，临走再塞个大红包，第二天政策依据就充分了。这叫做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红包一塞，要得要得。也是国情如此，通过正常途径能办办不了，不能办也非办不可的，只能通过非正常途径，搞曲线救国。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的国度，你就是本领再大，手段再强，钞票再多，有些事情你上天入地就是办不了，而只要红顶往头上一戴，便一路通吃，无往而不胜。 董志良就是因为头上戴着红顶，所以很多手续便不费太多周折，很快给办了下来，芬芳山庄按计划如期破土动工。芬芳公司组织了隆重的奠基仪式，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头头脑脑都应邀前往，董志良还出面把市里有关党政领导喊过去奠基剪彩，着实热闹了一场。贵都电视台和《贵都日报》记者也蜂拥而至，对芬芳山庄的建设情况和美好前景进行了全方位宣传，那座未来的芬芳山庄还没砌上一砖一瓦，就已是家喻户晓。 等到工程全面启动，该董志良做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施工建设方面的事情都是袁芬芳的公司在操办，董志良没必要过多插手。他一下子闲了下来。忽想起这几个月杨登科鞍前马后跟着自己奔波，也该出面操办一下他的事情了。 这天杨登科送董志良去市政府汇报工作。下车时董志良没说什么，杨登科估计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一步不离地坐在车上等候。果然不到一个小时，董志良就出了政府大楼。却没上车，而是对杨登科说：“陪我去人事局走走吧，看找不找得到人。” 杨登科心头一喜，知道董志良开始考虑自己的事了。自己没日没夜地跟着他东奔西跑，盼的不就是这一天早些到来么？ 心头喜着，人已下车，跟屁虫一样贴上了董志良。人事局在政府大楼旁边的副楼里，没走几步，两人就进到了楼里。上到二楼，只见墙上挂着一块宽大的政务公开栏，上面有局领导的彩色照片和工作分管范围，接着是各科室的工作职责，可谓条分缕析，一目了然，仿佛外来办事的人只要对着墙上的栏目按图索骥，就会不费吹灰之力把想办的事情办成。 杨登科平时到这里来得不多，对人事部门的职能不甚了了。于是两眼紧盯着墙上，看工人转干的事归哪个科室所管，却根本没有这一项职责。忽又想起董志良说过的工人转干的门已经关死，杨登科不免有些懊丧，这事看来不是说办就能办成的了。 董志良却知道真正管用的东西都锁在抽屉和箱子里，一旦挂出来，肯定是用来做秀的，傻瓜才会当真。比如好多挂在嘴上纸上或是账上的东西，使的都是高明或并不高明的障眼法，无非是故弄玄虚，遮人耳目，从来没人真正相信过。至于这挂在墙上的政务公开栏自然也属同样性质，也是为了应付上面检查和给外人瞧的，与实际操作根本不是一回事。董志良也就不会像杨登科那样驻足而观，头都懒得抬，咚咚咚径直往东头的走廊走去。 见领导已经走远，杨登科只好赶紧收住目光，追过去。 两人先后进了局长室。老板桌后的靠背皮椅里坐着一个胖子，见来人是董志良董局长，嘴里哟了一声，忙起身离桌，过来跟客人握手，脸上笑眯眯道：“麻雀叫，贵人到，怪不得一大早窗外槐树上的麻雀就老朝着我这边叫，原来是董大局长大驾光临。”说着将董志良往傍墙的大沙发上迎，一边朝旁边的椅子上摆摆手，示意杨登科也坐。
二十三（2）
宾主坐定后，董志良望望窗外那棵大槐树，说：“我只听说喜鹊叫，才贵人到。怎么到了祁局长这里，喜鹊变为麻雀了？”祁局长笑道：“现在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