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势头，简直可以一眼看到几十年以后。常有博客的读者写信来说羡慕我们的生活，我也总是试图说服自己：知足吧你，人家可都说你正过着健康合理有益社会张弛有度细水长流的幸福人生呢！
然而我自己还是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来越不对劲。每次假期结束我都心有不甘一步一回头地踏上归程，坐在办公室里总是魂不守舍，旅途上的风景一幕幕在脑海里闪回。看着比我年长的那些同事，事业有成，生活富足，参加了退休金计划，买了一幢大房子，生了两到三个小孩，每年两次出国旅行，回来又即刻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我会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地询问自己的内心：你想成为这样的人吗？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我知道自己终究还是个世俗的人，这些对我当然有一定的吸引力，可是心里总有一个缺口，它让我痛苦迷惘，令我恍然若失。
有一度我怀疑自己病了。开会的时候，如果不是讨论什么重要的话题，我偶尔会产生“灵魂出窍”的感觉—灵魂渐渐飘出头顶，在会议室的上空默默俯视着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的肉身。这场景有时令我觉得好笑，有时则是恐惧。我记得清代文人袁枚在《子不语》中用极短的篇幅记述过一个题为“卖冬瓜人”的小故事，说的是杭州草桥门外有一个卖冬瓜的人，能“在头顶上出元神”。他每天闭着眼睛坐在床上，让他的元神出外应酬。有一天，他的元神在外面买了几片鱼干（原文称作“鲞”），托邻居带回家去给他妻子。妻子接过鱼干，一边苦笑着说：“你又来耍我！”一边用鱼干打她丈夫的头。不久，元神回到家里，发现自己肉身的头顶已经被鱼干所污染。元神在床前彷徨许久，可是因为那鱼干的污垢而不能进入自己的肉身，最后只好大哭着离去，而那肉身也渐渐冰冷僵硬了。
《最好金龟换酒》序 福山（3）
虽然肉身不得不服从于各种规则，我相信此刻的自己仍然拥有自由的灵魂，可我也的确有些恐惧—会不会真有那么一天，肉身已被污染，灵魂无处可归？
上班时坐地铁，看着车厢里大片黑压压的西装和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我时常有想尖叫的冲动。出了地铁，不用上到地面，就有一条通往地下购物商场的通道也可以通到我们公司，所以我每天上下班都走这条近路，基本上看不见外面的天空，看不见日出日落。我走在这条走过无数次的地下通道里，常觉得有一种超现实的恍惚感，又或者那其实是崩溃的前兆。我总在幻想：如果有一天我忽然在这条路上停下来，然后转身走掉，就像保罗。奥斯特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任凭命运把我拉到难以预测的地方去，又会怎样？最坏又能怎样？0米0花0书0库0 ；__
但是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转身走掉。
有时我甚至有点窝火。妈的，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个啊—在青春期的迷惘与中年危机之间，居然还要承受这种莫名其妙无可名状的痛苦……
可是……可是既然别人都不觉得痛苦，那么问题恐怕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吧。我颓然地想。
三
如果一定要找出转折发生的那个“点”，又或者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想那应该是在2008年底的西藏之旅中。
我和铭基是2003年在西藏旅行时相识相恋的，就像村上春树在《斯普特尼克恋人》的开头所写的一般，“那是一场犹如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一般的迅猛的恋情”。后来我们不但延续着这个势头很快就结了婚，还出版了一本《藏地白皮书》来记述这个真实的爱情故事。不过在当时，才认识十几天的两个人自然无法得知后来的命运安排，在彼此心仪却尚未点破的暧昧时刻，怀抱着“旅途结束便要天各一方”的怅然心情，坐在大昭寺屋顶的塑胶椅子上，我们订下了一个“五年之约”，说好2008年再于此地相见。
尽管故事是happyending，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履行这个约定。所以五年之后，我和铭基一同回到拉萨，重返大昭寺，在熟悉的场所寻找当年的自己。
《最好金龟换酒》序 福山（4）
这本来应该只是一个“文艺”的说法而已，然而当我们再次坐在大昭寺屋顶的塑胶椅子上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人其实总是与围绕着他的事物相伴相生。随着时光的流逝与空间的转换，我们把这些事物连同一部分的自己都遗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然而有那么一天，当我们偶然又看见了这些东西，现实的巨大力量如一道闪电般照亮了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