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戴见纪家不想打官司，心想不打官司也行，但是应该纪家做出点表示来，好让人们知道我李戴不是好欺负的，将来这事传出来，别人会说连纪家也敬我三分，那我将会身价倍增。
李戴如此想来，便又提出了条件，要纪家用红彩礼，鼓乐吹打着把骡驹子送回，再不然，有纪晓岚道歉的一封信也行。
这当然是强人所难。县官办不到，也不愿意去办，更觉得有伤自己体面，县官心中很为恼火，只好让李、纪两家公堂相见。
李戴以往常代人诉讼，兼又熟悉清律，在公堂上往往胜诉，人称“唇如利剑、舌似钢刀”，成为远近闻名的“土刀笔”。何况这次理由充足，更是得理不让人。
在公堂上，李戴据理力争，纪家仗势不让。县官心里偏袒，但又知道李戴非常之辈，不敢妄然行事。连过几堂，均无结果。
这天再次升堂，县官对李戴不识时务的作为十分恼火，便故意用话激怒李戴，李戴不知是计，怒火中烧，在大堂之上，与县官吵嚷起来。
这下子麻烦了，被县官抓住了把柄，说他目无官长，咆哮公堂，当堂打了四十大板，拉下囚禁起来，批驳他的诉状是强词夺理，判他包赔纪的损失，这场官司就这样输掉了。
但事情到此，仍未完结，李戴怒不可遏，哪里肯服县里的判决，提出上诉河间府。县官见事情闹大了，赶忙叮嘱纪家的人进京禀报，让他想办法了结此案。
纪晓岚听完来人的禀报，“唉”地长叹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知道，自己是皇上的宠臣，地方官巴不得有机会效力讨好，趋奉谄媚，但此事如此处理就成了仗势其人，实在是有违初衷埃早知李戴死要面子，给他道个歉，不就了结了吗，乡里人将会议我礼下谦和，又何必与这个土财主去争高低呢？但事已如此，又不便责怪县官，那将会毁掉他的前程，人家会说他恩将仇报，传为话柄。又转念一想，总管说这个李戴依仗财大气粗，一贯挑词架讼，鱼肉乡里，如今为牲口驹子吃口庄稼，即使家人有什么不对，我已托县令代为转换了，总算让了你一步，你何必得理不饶人，看来家人所言不假。又想到四叔信中所说“钱花得起，人丢不弃”这句话。思想至此，还是借这个事教训教训这李戴也好，免得他今后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只好因错就错了。于是又写了一封信给河间知府，让来人带回，求他加以照应。看来一个人办错事，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无意的，有的是因听片面之辞而做了错决定的。纪晓岚对李戴这件事就属于后者，致使李戴气愤而自杀。时人也有对这件事抱不弃的，知道打官司无法平反，所以才编一出戏，叫做《李戴活捉纪晓岚》。说的是李戴死后，到阎王那里告了状，并得到准状，李戴将纪晓岚的鬼魂提出，到阎王那里质对，当然阎王是没有的，不过这个戏说明人们对官府这样判决是不服的。
李戴上诉到河间府衙，知府已收到纪学士的来信，早知此事，上堂之后对李戴的状纸看也不看，也不听李戴的诉说，将状子驳回，维持原判。
李戴仍然不服，又上诉到保定直隶总督衙门。到总督衙门告状谈何容易，李戴是花了很多银子，才打通关节，将状子递了上去。
总督看状子写的好生厉害，不仅告纪晓岚纵奴逞恶，连知府不依法而断都告上了，心想如果依法断案，必然得罪纪晓岚。纪晓岚是当今圣上的宠臣，万万得罪不得。如果维持原判，这状子写得确实理由充分，既然敢上督衙，难保不传御状，皇上知道了，也是非同小可，想来想去，还是一推为妙。
于是总督说道：“牲口吃点庄稼苗子，屁大点事儿，也值得到总督府告状，实在荒唐！”便命转到巡抚那里去。
巡抚是个老滑头，看过状子，很是气愤，心想总督这不是将屎盆子往我头上放吗？你不得罪纪晓岚，我是更不得罪他。于是照方开药，也说这是小事一宗，要河间府秉公而断，又转回了河间府。
河间知府看过批文，明白了督、府两衙的用意，自己寻思，你们不敢惹纪内阁，我是更惹不其他，也仿照总督、巡抚的办法，将此案批转回献县。
这样李戴的官司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转了一个大圈，又原路而回。献县知县无可推脱，只得硬着头皮重新审理此案。
在大堂之上，知县常被质问得无言可答。知县看李戴硬梆梆地难于对付，最后只得当了个诸葛亮、周瑜密谋破曹的故事，在手心之中写了“官官相护”四个字，让李戴跪到近前观看，并对李戴说：“依本县之见，你还是撤诉吧，你的官司是打不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