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都不让，我只好挠着头笑笑，“是啊，我说怎么觉得那么久呢。”
是的，我是个聪明人，这表示只要开了窍我用不着别人再说废话。
我站起身，拍拍膝上的土，“那我就去。”
雷宝儿拿镜子追着我晃。我假装瞪他，实则是看我那父亲大人打进去后就再没现身过的院子，空空如也，迷龙的老婆没必要骗我。
于是我走开，有人把书从北方背到南方，当作精神上的太阳，也有人把书从北方背到南方，用来搭筑自己的牢房。我父亲最爱说的话就是偌大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抗战开始后变本加厉，可恰巧是哪怕前院着火，他照样可以在后院放下他的书桌。
我站在小醉家的门外，我轻轻推了推，门是锁着的，从外边锁上，我相当的错愕，我摸着门上的那个印痕，印痕还在，但那块标志有客与否的牌子是真的不见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只好悻悻做着鬼脸。
后来我试着轻轻敲门，没人应，后来我重重地敲。小醉家的墙防君子不防小人，我至少不是君子，我扒着墙往里瞧，确定了是没人。
一扒二扒的我就翻了过去。
我落在小醉家院子的地上，她养的那只鸡在啄我的脚面，墙角的藤架掩映着几根瘦唧唧的丝瓜，门虚掩着，她是那种关了院门就觉得没必要关房门的家伙。
我晃了儿，进了她的房子，什么都没变，变了的只是我的眼睛。作为一个一向手很欠的人，我开始在不弄乱房子的前提下翻腾。
我翻了那个我一直很好奇的，放钱的罐子，那里边没什么钱，我也只有一个半开，我把半开拿出来，投进那个罐子。
然后我开始翻柜子，我看见我做逃兵时换下来的衣服。洗干净了，挂在那。我满意地研究着她补上去的补丁。
我知道我又在干促狭事了，我把我那套不会再穿了的破军装拿出来，在墙角的丝瓜藤上布置成了一个人形，这个不难，难在我还要让它弯腰鞠躬，做出一副绅士相。我拿纸板画了张脸，并且为它戴上帽子，我把它画得笑眼眯眯地，我不知道那像不像我。
后来我终于把它搞成了。我就和它站在一起，对着仍未开启的院门。用和它同样的姿势，扮演一个纹丝不动的稻草人一我竭力模仿它的表情，我甚至试到用手把眼睛扳成一个笑咪咪的样子，但是那更加狰狞。
但是我的脸我自己知道，很多的戾气，太多的愤憎。我很想做——但我从来不是一个会用眼睛微笑的男人。
我放弃了，我冲着那个人形汪汪地吠了两声，然后我去修小醉家的烟囱，它上次被我卸下来就再没装好，听说后来导致小醉做饭时炊烟一直往她屋里倒灌。
我又一回在翻小醉家的墙，这回是从里边翻出来，我把自己蹭了一手一脸的油烟，我落寞得很，于是我吃饱了撑的又回去敲小醉家的门。
奇迹当然不会发生，我刚从里边翻出来的。
我在门外又踱了两圈，我悻悻地叉着手离开。
我的团长给了我足八个小时，不可谓不宽绰，可我和我父亲斗了五个半小时的气，剩下二个半小时我跟自己玩儿——我是我知道的最晦气的人。
我戳在禅达的主街上做一根桩子，街对面虞啸卿的几个手下——真难得，他们大概在聚餐，张立宪、何书光、余治和李冰四个刚吃完饭，从一家馆子里出来。他们比我们有钱，凑凑份子就在馆子里吃得起饭。作为老大，张立宪还是永恒的在那里扮演着玉树临风，何书光就放肆得多，掐着余治的脖子，在抢后者嘴里叼着的一块棒糖。我一直认为李冰是最阴鸷的，果不其然。他第一个看见我，并且第一个指出了我。
张立宪嫌恶地瞧了我一眼，他当然不会瞧得起炮灰团什么都穿混在一起的军容。何书光一定是他们中最爱打架的，他把一口唾液飞过了半条街。我往后退了半步，彬彬有礼地让半口唾液垂直地落在自己脚尖跟前。
何书光挠了挠头，然后确定那是个巨大的侮辱。余治跑向一根棍子，被他一脚踢了回来——可不，对付个瘸子哪还用得上任何器械？张立宪不屑于动，拿手指头轻轻弹着永远挂在腰上的一柄七九刺刀，尽管我从没见过他使步枪——但正过来的那三位一定够把我好好收拾一顿了。
一辆卡车横在我们中间，我等的人来了，阿译坐在副驾座上，迟疑不定地看看那边又看看我，好在不指望他，死啦死啦的吉普车从卡车后抄过来，他没下车就冲我嚷嚷。
死啦死啦：“你待错地方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