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日军攻击时都是迅雷不及掩耳地突过来，这回不一样，这回他们的几个活动碉堡先就了位开始移动，然后步炮和重机枪在后边跟着阵列移动，这样地进攻自然是比步行还要慢的速度。我们瞪着那一条就着森林边沿在雨雾中缓慢移动的线形，后来它收拢了，成了一个槌形，我们瞧着那个槌头，槌头是一辆推车，被两个活动碉堡保护着，那车没法不显眼，因为车上绑了一个原木钉的十字架，麦师傅被绑在架上。
死啦死啦现在看起来很沮丧，从望远镜里看了一看便保持沉默了，我从他手上把望远镜拿了过来，于是我看见一个双腿已经被打断的麦师傅，嘴里堵着一块布，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和我们一样是浑身泥水的落汤鸡，但我仍清晰地看见他的涕泪横流，因为他已经痛苦得面部都已经扭曲——然后我发现他不是被绑着，而是被钉着。
当我们再看见麦师傅的时候，他已经被拷问过了，折磨他的人也知道他什么都不会说了——实际上一天数次的鏖战下来，我们也没什么秘密可言了。于是他被派了最后的用途——用来做攻破我们的撞城槌。“
槌缓慢地向我们压近来，慢得我们的敌人像在给我们演示一回步兵操典，慢得他们在泥地里拔足时甚至不会溅湿自己的裤腿，枪拿在手上，但并没开，上着刺刀，向我们显示着他们有再来一次白进红出的勇气。
死啦死啦开始开枪，我们也开始开枪，冲锋枪和机枪都放弃了，我们又拿起了老式的手拉栓，砰的一枪，砰的又是一枪，连张立宪、何书光和迷龙也在这样砰砰着，瞄很久，然后开一枪。尽管麦师傅明白无误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不如死的信号，但是我们绊住了，没人愿意用自动火力把他和日军一起送去他现在很想去的那个世界。
在这样的地方熬了这么久，瞎子也要熬成神枪手了，死啦死啦那一脸等死的冷静也让我们手稳了许多，于是一向是日军的枪准得要命，今回拧转了，我们打得几乎是弹弹着肉，日军沉默地倒下，沉默地开枪，沉默地前行，我们沉默地射击，在对射中沉默地倒下，沉默地装上刺刀。
当我们已经开始上刺刀的时候，每个人便没有望远镜也已经看得清麦师傅了。
全民协助开始急促地喘息和嘀咕起来，“NONONONONO……”，他这样无意义地嘟囔着，把拳头塞在嘴里，把脑袋完全扎在掩蔽物之下，投入了他的啜泣。我们不能象他那样姿意，我们上好了刺刀，死啦死啦在检查着他的几把短枪，没刺刀的人把砍刀、日本战刀、铁棍、钢筋甚至砖块放在自己的射击位置旁边，我们是木然而非英勇地在我们将死的地方等待。“来吧，都死了吧”，我们在心里对自己说，可心里是一片空白。
槌头歇止了，停了下来，和我们对峙着，但更像一条顾盼着自己尾巴的怪蛇。
我们始终不知道我们这群炮灰到底给南天门造成多大冲击，后来打扫战场时发现整小队建制的守军是被铐在战壕里的，我不知道这是竹内的强制还是所谓的武士精神，我只看见他们停滞了，犹豫了，蔫了，后退了。
日军在雨中开始撤回，没转身，枪口仍对着我们，但是像他们来时一样缓慢地撤退。
死啦死啦的声音在雨雾中飘浮，没愤怒，没激昂，全无他往日的叫嚣。只是在平平淡淡陈述一件事实：“好像以前的一百多次一样，这次你还是打不下来。我们拿喷火器和火箭筒，你们打不下来，拿步枪，你打不下来，拿枪刺和砍刀，你打不下来，我们拿牙咬，你都打不下来。”
我只是在看着麦师傅，麦师傅离我们近了。又离我们远了，麦师傅停下了。不是他要停下的，是日本人停下了，他们停在我们的步枪射程之外，两个活动的钢制碉堡拦在他的身前，一张桌子搬了过来。我在望远镜里看着，一个布卷被扔在桌上展开。砍的片的锯的剔的……我瞧着那整套也许疤丁用于解牛的刀具，不，没哪头牛要分割得这么精细的，它只能是刑具。
张立宪：“……他们要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剐了他。”
我们沉默，我推全民协助，全民协助猛力地摇着头，他就没抬过头。
麦师傅眼泪汪汪地向着天，雨淋在他的脸上，看来日军是到死都不打算让他出一声了。
麦师傅像耶稣，他长得一点不像耶稣。可每个好人死时都像耶稣。麦师傅要死了，可即使他像耶稣一样被钉着，我们还在奢望他能被送进战俘营。谁都知道，战争快结束了，谁也不该在这时候死去——尤其麦师傅这样的好人。
死啦死啦：“会操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