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her，Bach》，另一本是格利高里·贝特森写的《走向精神的个体生态学》。索罗斯不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投资家，而且自认为是一个哲学家。或者这样说更准确，一个偶然成了投资家的失败的哲学家。1992年秋。在牛津大学，当他被接纳为司法院的捐助委员会董事时，他要求被列为“一个金融和哲学领域的探索者”。“我确实很喜欢被看作实践性的哲学家，”索罗斯曾经说过，“不过。我十分高兴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成功的哲学家。”
到叨年代，不管怎样，他已经是一个亿万富翁——不管他在金融界之外做了些什么，他通常被人认为是“匈牙利企业家”、“经营管理专家”、“亿万富翁投机家”，甚至有一次被当作“全球金融业的坏男孩”（《华尔街日报》，1994年6月1日）。他力图不让人贴上边个标鉴。纽约的索罗斯基金会向新闻界推出的一篇文章称他为“国际慈善家”。他自己却认为：“如果我不能称为一个哲学家，那么，至少不要把我当作一个金融家。
他做得更多的是谋求别人的尊重——通过自己的精神，通过自己的理论观点，通过自己对慈善事业的努力而达到的对社会的贡献。如果他把自己称为一个哲学家，而没有做其他什么事情。人们可能不会多说什么。他不止一次他说过，在华尔街地区的成功，使自己成了被议论的对象，对他的严厉指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索罗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具有欧洲传统的知识分子。华尔街管区是一个非常适合赚钱的地方。但是，除了索罗斯办公室附近小范围的人以外，这里的居民对他毫无兴趣。“我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和股票市场的人们在一起，”他向新闻记者唐·多福门吐露，“我觉得他们讨厌。”他说，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比和商人在一起感觉要舒服得多。
如果停止投资活动，专职进行哲学研究，或许他会非常高兴，但这根本不可能。在华尔街地区，他曾为此失去太多。如果赚钱不会自行结束，这倒可以给坐在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们提供实践的机会。
固然，赚钱对索罗斯来说是容易的，但是，起初他不能接受自己竟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而不是学术性或理智性的工作。不过，他逐渐地习惯了。“很多年我都拒绝把它作为我的职业。它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现在，我很乐意去接受——事实上，这就是我一辈子的事业。”80年代初，有人间他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金融经营家感觉如何，他承认“感觉非常良好”。
在华尔街地区，不管他怎样地因为经营良好而感到满意，索罗斯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不快乐。陷入到一天接一天的投资决策，这使他极度苦闷。“我完全投入这一工作，但这确实是非常痛苦的经历。一方面，无论什么时候我在市场中如果作出了错误决策，我得忍受非常巨大的精神折磨。另一方面，我确实不愿意为了成功而把赚钱作为必需的手段。为了找出支配我进行金融决策的规则，我否认我已经成功。”
投资问题之所以让人如此痛苦，索罗斯有一次作过解释，这就是因为它带来损失。而且，正如他所指出的，想赚钱而又不想承担亏损的风险这是不可能的。80年代初他经历的“个性转型期”，就是他认为赚这么多钱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这一观念导致的结果。
正如思想家们所经常担心的一样，索罗斯担心财富的积累可能会对他产生坏的影响，使人颓废堕落，而且，人们关注他是否仅仅因为他拥有如此多的钱财。“我不得不接受我的成功所带来的力量和影响……我最大的危险在于：因为我拥有巨额资产，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成了有权力和影响的人。”个性转型期差不多是一个解救办法。
第二节 享受人生
他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他有四处上好的寓所：一处在曼哈顿，一处在长岛的南安普顿，一处在纽约的伯德福德，还有一处在伦敦。然而，和其他大富豪相比，他是很节俭的，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似乎对大吃大喝也不感兴趣。
埃德加·埃斯特是他在伦敦的合作伙伴，他经常在办公室之外看到索罗斯。索罗斯的情趣爱好并不是故作高雅，他说他喜欢戏剧、音乐，但不喜欢收藏。他有几件匈牙利艺术品。
他喜爱服装，每次出门穿着都十分得体。
“我过去喜欢收藏，但确实没有很大的实用价值，”1993年他对一位记者说，“我喜欢舒适，不过，实实在在地，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每次去国外参观慈善机构，特别是在80年代和叨年代初，索罗斯都避开司机或保镖。
参观大学校园时，有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