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对那些不喜别人到处随便花钱的人很反感，哈佛大学的国际贸易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他也是波兰、俄罗斯、爱沙尼亚等一些国家的经济顾问，他曾说：“人们从各种不同的多棱镜来观察，乔治·索罗斯在政府领导人当中，人们对他的反应是积极的，比那些反犹大团体、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其他排外团体积极得多，对后者则是持否定态度。”
实际上，索罗斯在这些东欧国家建立起滩头阵地是相当不易的，罗马尼亚人厌恶他，是因为他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厌恶他，因为他是犹太人；在斯洛伐克，因他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犹大人，所以他简直被双重否定。
在西方，索罗斯也不是没有给自己树敌，他被人指责是“现代罗宾汉”，从富裕的西方抽取财富给贫穷的东方。1992年9月，人们愤怒地发现，把索罗斯的全部对东方的支援算起来，等于从每个英国公民身上平均“窃取”了12。5英磅来支援东方。对这一攻击，索罗斯极为幽默他说：“我想西方非常应该为东方做些事，所以我很高兴我能够代表西方人来做。
当然，并非每个不列颠公民都为索罗斯的慷慨行为所叨扰。当内尔，麦克金嫩被问及，他对索罗斯被指控从每个不列颠公民身上搜刮了12。5英镑并把它们送给东欧的事有何想法时，这位伦敦西提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答道：“为了自由，这实属廉价。”
索罗斯投身于慈善事业，实始于1979年，那时他在南非。他认定开普敦大学似是风气开明之地，于是向黑人学生提供奖学金。然而事与愿违：索罗斯发现他的钱多半被用于已注册的学生，仅少许拨给小部分新生。他撤回了对学校的资助。“南非是泪水的渊源，”他后来解释说，“倘若不用与那种体制相容的法子，办什么事都是举步维艰。‘当然，在东欧，他感到自己拥有对抗该体制的筹码：”这是激动人心的英雄事业，回报丰厚，极有趣味。我们在做一桩损毁该体制的事业。我们愿意资助任何事。我们资助众多的项目，但都只提供小额资金，因为任何自治行为都将损害极权主义的教条。
索罗斯一旦专注于东欧，他就感到需要一个样板。他选中了家乡匈牙利。恰巧倒霉的贾诺斯·卡达政府中的一些改革派分子也注意到了索罗斯。他们亟需为窘迫的政府筹集外国资金。
弗伦奇。巴沙，当时是政府经济联系的负责人之一。巴沙和索罗斯于1984年会见之时，索罗斯解释说，他对建立一个慈善机构感兴趣。谈判开始了。代表政府督导他们的是乔治·阿克泽，匈牙利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犹太人，他也是匈牙利非官方的“文化沙皇”，首相卡达的挚友。
索罗斯选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密科罗斯·瓦萨赫尼依作他的私人代表。1983年瓦萨赫尼伊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迁研究所工作时，与索罗斯首次见面，在1956年事变时，瓦萨赫列伊是匈牙利首相伊戳·纳吉的发言人，亦是圈内成员。苏联人镇压了反抗，纳吉被绞死，瓦萨赫尼依被开除出共产党并判人狱五年。
瓦萨赫尼依猜想，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机会不会超过一半。对索罗斯有利的一面是，匈牙利政府想改变自己在国外的形像，以获得西方贷款和硬通货。不利的一面却在于，索罗斯面对的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这个国家没有以回外人管理慈善基金会的经验，没有放任回外人努力鼓励一个“开放社会”的经验。
即使匈牙利政府同意索罗斯建立一个基金会的计划，它也不打算给予他自由行事的权利。从他那方面出发，索罗斯坚持独立行事。“我将来到匈牙利，把钱交给我认为值得信任的人。”他不服他说。政府官员们口应道：“索罗斯先生，把你的钱拿到这里来，我们会为你分配它。
谈判拖了一年之久。索罗斯只肯捐资二三百万美元，但这个数字对政治家们来说实在大小了。政府愿意援助科学研究，索罗斯却宁愿拔给基金会负责人中那些想要旅行、写作或是从事艺术的个人。政府想让基金会资助机器设备，索罗斯却想资助人民。
最后，索罗斯和巴沙似乎克服了分歧。匈牙利人签署了相关文件。其中一人说道：“太好了！你们的秘书处可告诉我们的对外文化部门，它需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换句话说，匈牙利政府至此仍坚持新的索罗斯基金会要受到文化部的控制。使匈方谈判者震惊的是，索罗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向房门。他不愿签署这些文件。
“很遗憾，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却一事元成，”他说。他是个老练的谈判者，说完这句话，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