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地间道。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还没有开始运作呢。
“你是否愿意去罗马尼亚把它建立起来？
索罗斯似乎在给她提供一份工作，桑觉·普拉朗变得很兴奋。最后，他让她正式出任基金会的首任执行经理，她表示同意。190o年4月，索罗斯再次会晤泰尔多瑞斯科，他们达成协议，泰尔多瑞斯科成为基金会首任总经理。
既然两个最主要工作的领导已经调配，那么基金会的建立就会水到渠成。
1990年6月，基金会开始运作。它被命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9月，桑觉·普拉朗抵达罗马尼亚开始从事她新的工作。
对于阿林·泰尔多瑞斯科来说，和索罗斯打交道并非易事，因为索罗斯极无耐心。他想把钱花掉，转入另一个国家，从事新的项目。而泰尔多瑞斯科习惯于对话。“我第一次遇见他，他就像个老板。”泰尔多瑞斯利回忆说。他带贬义地使用“老板”一词，其中含义是：有这样一个人，不给他的职员过多的训示，也不给他们提问的机会，却要求他的职员正常地操作。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泰尔多瑞斯科对这位投资家变得非常敬畏。他对索罗斯提出了一套理论：在道义上，他比大多数人站得更高。他认为理解索罗斯的关键在于把他和他本人从纵向上未考察，而不是拿他和其他人相比从横向上来考察。这一思想是泰尔多瑞斯科从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那里抽取出来的。
经过磕磕碰碰建立起基金会，这确非易事。——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基金会职员是第一步，招聘第一批学者也是如此。当第一批60个索罗斯招集的学者在1991年1月3日抵达布加勒斯特火车站，向爱丁堡大学开迸的时候，一个人哭了起来。她承认，当她从报纸看到这则广告的时候，她想到了这是一个骗局。基金会里，唯一出过国的罗马尼亚人，现在已地处高位，而她却明显地没有。这就是她哭的原因。
即使是基金会的职员也发现了这一点，在基金会的这种“开放的气氛里，运作起来非常艰难。安卡·哈拉森是个身材高大、富有风韵的30岁的女人，1900年10月，她开始是基金会的项目协调人，1993年她接替桑觉·普拉朗任执行经理。她当年的预算竟高达600万美元。
哈拉森馒慢地相信，每个活动都要求有一个中心人物来作决定。最初在基金会做事使人精神郁闷，但时常的微笑掩饰了她起初的恐惧。到1994年，她说：“我完全接受了基金会的意识形态，甚至把它运用于我的私人生活。我主管的事情很多。现在我已退居二线。我必须授权给他们。但这委托比主管更难操作。”
索罗斯不可能靠他现今的行为洗清他过去在匈牙利的罪名。在罗马尼亚更是如此。罗马尼亚总人口为2310万，其中匈牙利人24O万。一个出生地在匈牙利的亿万富翁来到罗马尼亚，宣扬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和开放社会，对一些罗马尼亚人来说，这简直是以一种伪装的方式，挑唆和煽动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反对政府。
基金会建立不久，索罗斯就开始受到攻击。一些报纸指责索罗斯，说他企图将有180万匈牙利人居住的德兰斯维尼亚“卖，，给匈牙利。基金会追求公平，不希望区别对待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居民，优待或歧视他们。这决非易事。在克拉基城，大量的匈牙利居民提出申请，基金会别元选择，只好给他们提供赞助，这就使得资助的数量似乎有些失调。
索罗斯忽略了这些攻击。虽然基金会没有从索罗斯那里获得任何指示，基金会办公室还是通过对公众尽可能的公开，来进行回击。在受到攻击之前，基金会从来没有印出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单。受到攻击后，他们开始这样做。“这也是一种向其他人说明的方法，我们不仅仅将特兰西瓦尼亚卖给了匈牙利，也做了一些好事。安卡·哈拉森说。
即使是基金会本身所采用的名称——开放社会基金会——也使人产生怀疑：是否有些什么东西被有意隐瞒着。毕竟基金会没有用索罗斯的名字。因此，普拉朗要求泰尔多瑞斯科将基金会改名为“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希望招牌上的“索罗斯”使人们相信，基金会不是一个用匈牙利人的钱来支持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的秘密工具。
当然，这里没有招牌。站在布加勒斯特的维多尼亚大广场旁索罗斯基金会所在大厦的外面，人们很快会注意到：没有一块表明着“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存在的招牌。是否招牌有可能在里面？在基金会办公室外面第三层的走廊里也没有一块招牌。这似乎不是出于疏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