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德鲁肯米勒声称，量子基金会业已使2月14日的损失多少得到了些挽回。到2月23日，该基金会的资产额只降低了2。7％。
这笔资产足够索罗斯为位于俯瞰中央公园的摩天文楼上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处职员们发工资了，他也有足够的钱分配给在东欧和前苏联的那些基金会。
这些机构依然可以开足马力地运转。索罗斯在一夜之间损失了6亿美元，但这几乎未引起什么对他保持其金融机器活力的怀疑。他在1994年早先几个月中表现出的巨大信心由此可见一斑。
的确，6亿美元的损失对于索罗斯的金融业务不能说没有严重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大众心目中，索罗斯作为一位金融场上的魔术师的形象并未能发生变化，哪怕是极微细的改变。
第二十七章 华盛顿之旅
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
第一节 众矢之的
尽管索罗斯的基金在2月份遭受了一次大失败，可是，当4月份来临，索罗斯需要站在华盛顿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时，他仍是金融领域内的大腕，世界级的投资家。该地位依然使他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索罗斯这次上头版某种程度上和金融圈里的一些咦咦叨叨分不开，后者也得到了传媒的附和。人们觉得索罗斯和套头基金组织正日益地引人关注。这种关注来源于1994年早些时候金融市场上的风波。不过，索罗斯不认为他需为此向外界道歉，他说，“我依旧将自己视为一个自私、贪婪的人，我不想把自己变成某种圣者，我有着很好的胃口而且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索罗斯并非将赌押在日元身上的唯一一个人。其他的套头基金组织也卷了进来并且同样遭到重创。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一些套头基金组织需要筹集现金，这迫使其部分地出售以日本或欧洲国家的证券这种形式存在的资产，而这在世界上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甚至那些并没有拿日元打赌的套头基金组织也未能幸免于这场风波。它们的管理者相信，高失业率将促使欧洲各国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他们大肆购买、积聚欧洲国家的债券，认为只要欧洲国家的利率下降，这些债券的价值就会上升。这样，一些套头基金组织由于日元方面的原因而大亏特亏，另一些套头基金组织则开始急于抛售其手中的欧洲债券。这使得这类债券的价格一跌再跌，并迫使欧洲的债券发行者提高利率以吸引购买者。结果，欧洲债券市场陷于一片混乱，一些套头基金组织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这种背景下，乔治·索罗斯大概希望保持一种低姿态以图赢得时间去收回损失，并使人相信“圣瓦伦丁日的屠杀”再也不会发生。但这种愿望不会实现，他在公众心目中已经是太出名了。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3月份要在巴塞尔聚会，国会听证会也定在了4月份。这两方面都发出了要对索罗斯和其他的套头基金组织采取行动的威胁，令后者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作为回应，索罗斯在那个春天成为了套头基金组织的某种代言人。他决定尽可能地采取和解态度。3月2日，索罗斯在波恩宣称，中央银行对大的套头基金组织进行规范是合情合理的。“我感到不规范的市场有着一种固有的不稳定性，”他对记者说。“我认为调控者们理应进行规范。我相信缺乏规范的市场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所以（中央银行）进行调查是一项非常合理之举。我们乐意和他们在这方面进行合作。我还希望，他们采取的任何规范措施不会是弊大于利。”
当被要求就套头基金组织的活动增大了“市场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这项指责进行回答时，索罗斯说：“我要说的是，市场存在着一种发生偏离的趋向，所以我压根不相信市场完美元缺。我也不认为套头基金组织是完美元缺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在一天之内损失5％。
当巴塞尔会议结束之时，10个工业化国家的中央银行的首脑们并未找到什么充分理由，以便他们觉得有必要制定针对套头基金组织或那些使用自身资本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的银行的新的规定。自从这年早些时候的动荡发生过后，市场凭借自身力量很快地恢复了正常，并元多少道理能让人预言还会有其他的麻烦。但是，让一些观察家们念念不忘的是，套头基金组织这一次使用了各种伎俩才逃脱了应有惩罚，对他们需要严加管理。
在这点上，迪安·维特·雷诺尔德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和主要的投资战略家威廉·卜多吉说道：“在今天，未经登记的衍生性产品如何能四处泛滥令我百思不得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