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扮演某个角色时的愉悦。
坐在座位已经过了多久呢？说是三十分钟或两个小时，我觉得都未尝不可。
表……没有。
时而听到旁听席上传过来的咳嗽声。这声音很耳熟。即使如此，在这个“盒子”中，我却连时间也不能知道。要想知道时间，就非得问别人吗？五位辩护人接连发问，每次回答我都是冷静的。事态仿佛随着我的步调发展着。
“你懂得‘起诉’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呢？”
“因为以前，母亲对某杂志社采用过‘起诉’的形式，所以那时……”
“是哪位起诉的呢？”
“母亲。”
“你母亲起诉，你怎么就懂得了‘起诉’的意思呢？”
“因为是亲属，当然懂得。”
多么无聊的提问呀！碰上这些不合情理的问题可真叫人作难。提问的内容，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即便提出的问题逻辑不通，他们也会以可怕的速度和激烈的口吻去抓别人小辫子。这种时候，处在证人这一特殊地位上，越是拼命想使自己的回答合乎逻辑，也就越容易说“那个、大概”呀、“如果的话”一类暧昧的活。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我怎么会愚蠢得上这种圈套呢？我确实感到斗争中自己的坚强。我连一次也没有看辩护人的脸。他们提问时，我也不对着提问人回答，而是正视着庭长回答。辩护人对我这个态度显然感到焦躁，这从他们的声音和语调上，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算什么正直的人——现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呢？我有一个思想开小差的坏毛病，和什么人谈话时，无论他是否认真，我就想：“这个人的本意是什么……”，“也许他心里想的全然不同”等等。
在这一刹那间，这个怪癖还要露头。尽管如此，我把刚才的提问冷静分析一下，倒觉得似乎我成了被告、我受到指责似的。在我之前站在这里的三个伙伴大概也类似这种状况吧。决不能输掉！在这里败下阵来一生就会被屈辱感所折磨。这不仅是艺人对宣传机构的斗争，也是与自己本身的斗争。也许战胜自己才是最需要惊人的勇气的。
“谢谢，对证人提问完了。”
庭长响亮的声音在迥荡。旁听席上的人们象是放心了似的松了一口气，浓重的沉默变成了嘈杂。我走出“盒子”。从走廊的窗户射进来的光线比刚才亮些了。在刺眼的白光下，我赶紧眯起眼睛。一次斗争结束了，不，说告一段落也许更恰当。
审判——我以为那才是个不同的世界。大千世界中，人很少处在法庭这个小小的空间如此异常的状态吧！我从未想到持续的紧张感是这般痛苦。
没有什么能够依靠，往往连自己都无法相信。说因为是个女人，或者说只有二十岁，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实际经受一下以后，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人与体制的斗争，还不如说是与时间的斗争更合适。在这里，我就是哭也好叫也好，时间的流逝还是一成不变，残忍但准确地一秒一秒地走下去。
为了追上时间的流逝，必须度过各种各样时间所涉及的事件。而且为了以好的结果度过去，必须努力再努力。
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体验呢？对于远非事实荒唐无稽地编造出来的谎话，为什么还必须辩解呢？
我与报道中传闻的人物连话都不大说。除了认为他是同行中的前辈以外，再没有别的任何关系。恐怕感性的趋向也不相同，就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也不会有共同的语言。有趣的是，有关我恋爱的流言蜚语，大都是跟他有关的。进人演艺界后最早的闲话便是这个。在周刊杂志的一角，有两三行写着我同这个人之间关系奇怪的那个时候，我才十四岁，一点儿也没在意。但是，那个人却常常在公开场合说起我的名字。在歌曲节目的录音室里，别人问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呀”，他说出我的名字，就是在录音室里如此大肆张扬，我也可以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十五岁生日时。不晓得他从哪里怎么直到的，寄到我家来一个女用手提包。我和事务所的人商量是收下好还是不收好。他们说不必为此大惊小怪，收下也就是了，我听从这个意见收了下来，母亲给他妹妹买了礼物作为答谢，了结了这桩事。这样，作为个人接触至此告终。两人之间发生的能成为“事件”的事件仅此而已。此后，即使是同行，连象样的话都没有交谈过。
的确，从一般社会来看，演艺界里有很多难以理解的部分。甚至有只能在演艺界才可通用的用语。不论早晨或夜半，在工作地点最初的问候是“早晨好”，告别问候是“辛苦了”。我想这些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