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人之间的中立地位，并不怎么想帮哪个的忙，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听着她们的对话。
听着妹妹对母亲的应答，我想到：“哎呀，嘿，这么个毛孩子，怎么说这种活！”不觉会心地笑起来。
我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在演艺界做事了。我在大人们中间发言、表示自己的主见、工作，那时候，我以为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因此，对十六岁的妹妹，我想还是不要说长道短好。但是希望我们彼此能互相依靠。我头脑中的妹妹，还象在横须贺的时候那么小，却象小大人似的女孩子呢。
昭和三十九年，东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年十月中旬，妹妹在横须贺出生了。在她出世之前，我看着母亲一点点鼓起来的肚子，一再盼望“是个妹妹”。
我回想起，母亲为分娩而入院让我看家的一段短暂时间，我坐在佛坛前面，祝愿母亲“生个妹妹”。
妹妹小时候总爱跟在我后面，用转动不灵的舌头叫我“姐姐”。我一叫她“阿淑”，她总是笑眯眯地来到我身旁，我要是突然装哭，妹妹看到也会跟着哭起来。如果母亲给了她点什么，她肯定会说“还有姐姐的”；然后，把和自己一样的东西拿到我这儿来。
放学回家我去保育院接妹妹。妹妹看到窗外我的身影时，脸上立即象开花似地露出了笑容。
妹妹上小学的入学典礼。
那天，母亲有病，我代替母亲领妹妹去学校。在穿着和服的母亲们中间，有个身穿中学生崭新制服的少女，拼命地边记笔记，边听老师讲话。那就是作为姐姐的我。
我发现我把正在经过与自己同年阶段的妹妹和小时候的妹妹重叠起来了。而且，不知不觉中我也时常管起闲事一来。 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妹妹都是“My Pace”，话说的不多，却坚持自己的主张。我是一个不顶事的有名无实的姐姐。
那年春天。妹妹就要入高中了，我一再恳求她，让她穿上开学前几天就发下来的制服给我看看。那种心情，就象是让出嫁前的女儿穿上新做好的嫁衣以饱眼福的父母的心情似的。
记得那是她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听我的事务所的人说：放在木屐箱里的拖鞋突然不见，又说有人来了恐吓信。我听到这些事以后，不得不重新考虑，妹妹本应是仅仅作为“山口淑惠”来生活的，不知不觉却被社会上看成是“山口百惠的妹妹”这个问题。
从此以后，我一直拒绝和妹妹在一起照任何照片。作为姐姐，把妹妹的生活都卷进去是令人忧郁的。然而这也成不了什么大问题。妹妹自己至今不论遇到什么事从不对我发脾气，从不怨天尤人。
我几乎没有和妹妹一起上过街，也许也是时间安排大不相同了，因此，我们与普通的姐妹关系多少有些不同。
经常在家和妹妹聚首的母亲常来和我商量什么事，有一次她说：“淑惠这孩子呀，说暑假要和五、六个朋友一一起去旅行呢，说是住小旅店……没关系吧？”
我首先把妹妹叫来，问清楚是怎样的旅行，同行的是什么样的朋友，旅行目的是什么等等通常的问题，然后对母亲说：“可以嘛。她愿意去就让她去吧。没关系的，还有朋友们呢。”
担心还是有一些的，但是想来想去，从她的年龄和情况来看，觉得不应该阻止她。
相反，与其因为是“艺人的妹妹”就把她关在家里，把人弄得蔫蔫巴巴的，倒不如象妹妹这样以自己的意志果断行事。看到妹妹的成长，我很高兴。
尽管如此，在我们家庭的谈话中，我屡次感到好象我把自己摆在父亲一样的地位上了。
早晨外出工作，晚上回家。睡觉以前，母亲来和我谈关于妹妹的有待商量的问题。然后我和妹妹谈，再把最后的看法告诉母亲，翌日清晨又去工作。这种状态使人有时喜悦，有时寂然。
说起来，这几年我们姐妹之间已经不再吵架拌嘴了。在横须贺的时候，两个人还小，为了争抢电视节目，为了让谁先系上浴衣的带子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还吵过架呢。最后，妹妹哭起来，受到叱责的注定是我：“还是姐姐呢……”
“是你不对嘛。”
这一下我又生起妹妹的气，扑上前去拧一下她的脸蛋，于是妹妹又哭起来，母亲又来训斥我。
这些事情过去之后，却还使人很是怀念。
现在，已经不会再吵架了。听见妹妹一哭，我就好象快要被一种莫可名状的罪恶感压碎一般。前不久，因为有些焦躁，还冲妹妹撒过气呢。
那一天，我在家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