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无专利可言，常出尔反尔置人于多舛。我任教仅一个多学期，学生就毕业了。上级最终还是决定共大白云山分校不再招生（一年后搬奉新县，并入共大冶城分校）。这样，半年前我热热闹闹上任，半年后就冷冷清清下岗了。
此时，正逢南山垦殖场来白云山分校要劳动力，我便自自然然地与其他五十二位兄弟姐妹一道，荣调南山垦殖场当了一名农业工人。这一去就是二十五年，用青春、汗水、热血铺就的坎坷曲折的二十五年！
南山垦殖场位于九连山麓的国道旁，主要从事农业，全场共八个分场，总场设在南山坳。我们这一批新来的青年被分在全场各个分场。我和钟志鸿，李世成等六人（其中一人没打开被窝就回家去了，所以最后剩了五人）分在第五分场。
五分场是南山垦殖场最小、最偏远的一个分场，地名叫水塘头。其实，这里并无水塘，附近甚至连一汪洗衣的小水池也没有。只是在离村千米远的山凹里有一个老水库，也是春季有水，夏季少水，秋季无水。水库的大坝下有一眼不足平方的小水井，全村人就是靠它繁衍生息，延续香火。
建场前，这里是一个柴草掩门，树木盖顶，不到檐下不见屋的小山村。全村共十多户人家分住在三个紧邻的居住点上。建场后，只有一户留在场里，其余的人家全搬走了。建场几年来，这里仍没有一栋新建筑，全是不知建于哪个年代的土木老屋。这些土屋外观墙蚀瓦旧，低矮破损；。进屋细瞧，墙壁黑如涂墨，椽梁上蛛网密布，老尘堆积。站在村后的高坡上环顾四周，只见荒丘连绵，棘荆丛生，虽有田地大片，却是稼苗薄瘦。村里没有电灯，没有广播，没有歌声，人们只能白天听鸟鸣、鸡啼、犬吠，晚上看油灯听麂吼。这里山路崎岖，小道如绳。一条简易机耕道，只要一下雨，路面就成泥潭水池，根本无法通行。只有大晴三五日，方可勉强行车。听老工人说这条机耕道是一九五七年建场时修的；那漫山遍野的瘦田薄地大部分是建场后开的；而这山坡村舍仍是建场前的原模原样。
水塘头是个田多地广劳力少的分场。光我们所在生产队就有两百多亩耕地，仅十多个劳动力，生产任务十分繁重，劳动强度令人畏惧。
来到这里，我的第一感觉是水塘头的许多地方与堎下何其相似！离开了堎下，又来到“堎下”，虽然心里有些慨叹，但我并不忧伤。我心里明白，优伤除了折腾自己，拖累自己，毫无积极意义。我只能振作精神，面对现实。正如我当年从堎下初到白云山高岚时的那种感觉，这里毕竟不是堎下。我把这里看作是我与所有人平等举步，共同劳作，并肩向前的又一里程的起点。尽管我们一到就有人悄悄地对我们说：“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啊，这里是没人愿来的地方”。我把人们的忠告听在耳里，但没放在心里；我把这里的落后看在眼里，但没放在眼里。我更多看到的是，这里有许多空白，许多急需。而填补这些空白，满足这些急需，有些是我力所能及的。如能充分把握，努力行动，定能有所作为，水塘头就有可能成为我重新起步、展现自我的一个平台。
我庆幸自己当年能有这种悟性。正是这种悟性，催动了我乐观向上的昂扬情怀。因此，从赤脚光膀跟着老工人一道下田干活的那一天起，我就对那些挑肥拣瘦，怕苦怕累，扛着行李来，又卷起被窝逃之夭夭的人嗤之以鼻。我佩服老工人中那些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人。我把自己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员，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获得力量。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与我同乘一辆车从白云山来到南山，又从南山坳一同来到水塘头的钟志鸿。
志鸿曾是九江医校的高才生，在校就是校文学会主席。他本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但命运却让他过早地离开了学校，来到共大白云山分校酿酒厂当了一名工人。我就是在白云山认识了他，不久便成莫逆之交。我始终把他尊为大哥，他的一言一行对我有着很强的感染力。他出生在萍乡城里，却毫无城里人的“娇、骄”二气；他怀才不遇，经历坎坷，却从无怨言。劳动时他总是光着膀子，打着赤脚，头上一顶草帽，身上一条裤叉，肩上搭条汗巾，不管脏活重活累活苦活，不管严寒酷暑风里雨里，从未见他皱过一下眉头，从未听他发过一句牢骚。就见他整天乐呵呵的，这里的所有艰难困苦他全不在意。
志鸿的这种乐观精神，无形中对我产生了一种鞭策和激励。当我劳动回来，腰酸背痛，心有不快时，就会想到，人家志鸿是城里人，而且见多识广，尚能如此吃苦耐劳，我原本就出身农村，难道还不如他么？于是，找志鸿聊上一阵，听他讲述一段今古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