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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就不可收拾，好象我成了生产队的调解主任。职工之间闹了一点意见或有些职工受了一点委屈，也会来请我主持公道。有些知识青年更把我当兄长一般，有困难总是找我倾诉，甚至恋爱中出现问题也来找我要主意。
那时，我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就象鱼水一样的融洽。年终总评，几乎是众口一词，连年将“先进工作者”、“优秀团员”、“工会话动积极份子”等桂冠套在我的头上。尽管这些称号来自最底层，奖品只是一条价值六七角钱的毛巾，或一件一元钱左右的背心，甚至只是花几分钱购买后印上字，盖上红印的一张奖状。但这些称号由生产队评议，分场审批，总场颁发，这就意味着从群众到领导对我的赞誉和肯定。这里的含金量无法用数字来表示。我把它看作是在艰苦中最珍贵的收获。
如果说我对自己还有一点满意的话，那就是我不管是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都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时刻不忘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强化自己；从不气馁或满足，总是挺着腰杆，前进一步，再前进一步，提高一点，再提高一点……。
话到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及我的好友钟志鸿。我与他的深交，是因为他对我的启迪，也由于我对他的钦佩。自从在白云山认识他以后。随着来往的频繁，我发现他不仅勤奋好学，而且学识渊博。当时我连现代文学作品都读之甚少。而志鸿不但对许多中外名著，特别是中外古典名著了如指掌，而且已经开始涉猎中外一些文学、哲学理论大家的经典。如对黑格尔、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均有一定研究。跟他在一起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同时又会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与他相比，我自愧孤陋寡闻，如不发奋学习，实在是浪费生命，于是，让人凸感知识的无价，光阴的宝贵。与学识紧密相关的是，他口才极好，说话引经据典，表意准确，语言生动，内涵深邃。与他交谈，真有“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随着时间的摧移，无形中就能学到不少东西，就能被他潜移默化，让你进入一种如饥似渴、学而不厌的境界。
在水塘头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曾赠给我不少书。我就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接触一些名著，学习文言古语，背颂唐诗宋词，才开始觉得腹中装了一点东西。写点什么，看点什么也好象多了一个心眼，有了一点灵气。我与志鸿真正朝夕相处仅一年，时间虽短，却让我受益匪浅。
我有些四体不勤，但我的大脑不懒，只要有一点感觉，就会异想天开。刚喝一点墨水，就想拥抱文学。一九六五年我开始学习写作，由于偏爱，我的第一个习作是小戏曲《兄弟之间》。
写的是兄弟俩，哥哥私心严重，而弟弟是生产队长，大公无私。有一天，哥哥在村外发现一头小猪在啃生产队的庄稼，想过去赶开；但突然发现路旁有一警示牌，上面写着：家禽家畜损坏庄稼，罚款十元，报告者得一半。于是他一阵高兴：五元钱到手了。可走近细看，小猪并未下田。此时赶走小猪，庄稼无损，小猪不罚，他快到手的五元钱也就飞了。他想，这送到嘴边的肉是吃还是不吃？终究还是私心占了上风，他想着各种理由，等着捞钱的机会。他想，我放猪下田，只要动了一株苗我就报告，这样生产队没受损失，又可教育群众……。小猪终于下田了，他立即虚张声势地吆喝起来，赶着小猪到生产队报禁领钱。可是他万没想到，这头小猪不是别家的，正是他老婆刚从集市买回来的。生猪不服圈，被它跑出来了。无私的弟弟还是秉公罚了哥哥的款，并借题发挥对哥哥进行了一番现场说教，使他认识了错误。
剧本定稿后寄到地区文联。一周后，文联回信肯定了剧本的基础较好，生活气息浓郁，对农村有一定教育意义。同时也提出了六点意见，要我修改后再寄过去，如果可以就给推荐到某杂志社发表。没过几天，地区文联又来信通知我带剧本到地委招待所报到，参加由地委宣传部组织的全区剧本会念。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的专业和业余作者，又提了不少意见，建议我再作修改。
正当我潜心修改，即将完工的时候，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