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悲壮时刻，我要和我的战友同生死，共患难。如果此时我趁机溜走，何以面对我的战友？何以面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此时，如果有人向我的头上挥来一锄，或向我的胸口捅过一刀，我将含笑而去。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死，那是死得其所，能成为一名革命烈士，那是何等光荣。
然而，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将瞠目结舌。在那疯狂的年代，我们只知道响应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哪里会去想这么多为什么呢！
我高呼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拼命去拖开那些捅向战友的凶器，但无济于事。看着彭锋血淋淋的惨状，我终于害怕了。我毕竟只有一副单瘦的身躯，只有一次脆弱的生命。我呼叫的声音越来越小，挡凶的力气越来越弱，起初的那种“英雄气概”渐渐地流失了许多。
呈凶了一阵之后，大概是怕出人命，他们对彭、陈二人的暴打终于停住了。但暴力并未结束，几个彪型大汉将他们的双手反绑着，象轰牲口似的往外赶。
突然有人叫了一声：“不要让金成走！”马上就上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我也绑了，牵着绳子往公路上拉。走了几步，总场一个干部和一分场一个老工人接过绳子，把我拉到公路上较暗处的一棵树下。这里离其他人较远，他俩趁无人注意，偷偷地把我的绳子解开。我知道他们是要放我走，就小声对他俩说，请你们想办法把彭锋和陈力也放了，否则要出人命的。他们说了句“你放心”就要我快跑。
我迅速横过公路，撒腿跑上一条机耕道向水塘头方向狂奔。只听见他们二人向我跑的反方向喊，金成跑了，向那边跑了。大概有人想追，又有人大声说，不要追了，追也追不上，算了。后来不知他们用什么方法把彭锋和陈力也放了。
在这次事件中，我始终没有挨打，心里反倒觉得有些委屈。成立战斗队是我牵的头，会议是我主持的，怎么反倒把我扔在一边呢？肯定是被人误会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惋惜的误会。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前线，如果能在身上留下一块伤疤，就是一块永远的光荣匾。它虽然不能与战争年代老红军战士身上留下的伤疤相比，但至少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印记。更让人沮丧的是，自己刚刚成立造反派组织，还来不及造资产阶级的反，反被人家给造了反，心里真不是嗞味。
我躲在水塘头周队长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俨然象一位在电影中常看到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地潜回分场，与彭锋、陈力取得了联系。当即决定由我和陈力带着彭锋的那一身血衣赶赴北京，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好象毛主席周总理正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等着我们似的。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真觉得那时的我，幼稚得多么可笑！可悲！可怜！
第五章 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二 带着困惑前行
导读﹒偶感（五）
既然已经身陷泥潭，爸爸将如何作为？他能自拔吗？在那混沌不堪的年代，无私、无助、无畏而又根基脆弱的爸爸能重见天日吗？爸爸啊，女儿真为你忧心啊！
待后请看——五、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二、带着困惑前行！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天空乌云密布，下着毛毛细雨，出工的人都带着雨具。我和陈力正好用蓑衣斗笠做掩护，混在上工的人群中，溜出了“危险区”。然后抄小路，翻过九连山，冒雨步行近百里，来到白云山垦殖场。
急行这么远的路，脚上磨起了血泡，全身被雨水汗水湿透，活像落汤鸡，又像受伤的鸟，狼狈不堪。但内心却洋溢着几分豪迈，仿佛我们走的是当年红军的长征路。
我曾在白云山生活过四年多，有一些熟人。晚上有人告诉我，白云山的气氛也很紧张，我们一到就有人怀疑上了，要我们明天一早赶快离开。
第二天早晨天气更坏，漫天倾盆大雨，到处水漫金山。为了安全，我们还是冒雨早早地离开了白云山，淌水越障，向县城方向前进。下午三、四点左右才到县城，一打听，县城的风声更紧，据说县里正在召开大会，各公社、垦殖场进城开会的人很多。此时的我们完全成了惊弓之鸟，好象每时每刻都有可能碰到来抓我们的南山人。我们哪敢在县城停留，也不敢往车站方向走，更不敢进车站购票乘车。我们只好继续步行上新公路，想迂回到新余乘火车赴南昌。
走了约十里地，看见路旁停着一辆解放汽车。此时天色已晚，加上我们空着肚子赶了一天的路，又饥又乏，早就想搭车代步。现在见了路旁有车，也顾不上什么危险不危险，我们怯生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