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原来，凡大水汹涌处都是水面漩涡重重，水下激流涌进。这位大难不死者就是利用这种水势，一落水就钻进激流，顺流而下至缓水处游上岸来。这才摆脱了死神的追捕，捡了一条命归。
谁会去同情一个敌人呢？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文革开展近三年，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阶级敌人越斗越多，黑色营垒由原来的四五类发展到后来的十类以上，其人数更是呈直线上升。那年月在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中，所有斗争对象都被描绘成最危险、最反动、最凶恶、每时每刻都在梦想翻天的牛鬼蛇神。因此，阶级斗争必然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革命形势所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对每个革命者的基本要求。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丧失警惕，稍有麻痹，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要变色，贫下中农就要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革命人民就要人头落地！在如此严峻，如此耸人听闻的斗争形势下，那个老地主在江中被活活淹死，那是死有余辜，还省了一份口粮，少费一颗子弹。
我也曾无数遍地涂写过、高呼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时候，一夜之间，地富反坏右等各类另册份子全都摘帽。这些人昨天还被人踩在脚底下，今天就从地上爬了起来，跟正常人并肩而立，平起平坐，我真有点担心他们能否适应，万一有人失态，做出一些蠢事来，岂不有悖于党的一番好意？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百分之百的多余。那些曾被当作洪水猛兽打入十八层地狱几十年的生灵，突然来到阳光下，其实与所有的常人并无多大差异，在他们身上不但找不到一丝反骨，更看不出半缕杀机。看到的是他们与所有人一道，共为现代化建设献身出力，听到的是他们对党、对新的党中央的由衷感激……！…
随着三查运动的深入，墙头终于出现了“坚决把金成揪出来示众”的大幅标语。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工地抬石头。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早有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来到时，心里还是泛起一阵恐慌，心情立刻变得悲凉起来，脑子里嗡嗡直响，乱哄哄地浮现出许多坦然和愕然、侥幸和不幸的幻觉，双脚也象灌了铅一般，只能沉重地彳亍而行。
本来，多数这类标语都要在揪斗对象前面加上各种帽子，如在名字前加上“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等等。可是这条标语只写了“金成”的名字，前面并没有冠以任何头衔。我摸不透这是什么意思，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扪心自问，悔当初我走错了一步，但这一步我并没有走得太远。说我有错，恰如其分；如果说我有罪，那就言过了；如果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处置我，那就太苍天无眼了！
根据惯例，标语一出，接着就会采取革命行动。可是我的标语出了一天，直到下午、晚上仍无动静。第二天也快过去了，还是没有风声。我心里嘀咕着：这是怎么回事？要揪就快点来吧，这样悬着太煎熬人了。反正要过这一关，早过晚过都是过……。
正在我心神恍惚的时侯，第二天傍晚，有从分场来的人悄悄告诉我说：“县革委来电话了，有人保了你。”
听了这个消息，真是又惊又喜。我在县里没有一个亲戚和朋友，这个来电保我的人是谁？莫非是他？对，一定是他—就是刚调县革命委员会宣传组（即宣传部）任组长的原南山垦殖场党委书记江专生同志。只有他能保我，只有他会保我！
江书记是个群众口碑非常好的领导。他在南山任职多年，工作深入，作风民主，正派廉洁，关心群众。他经常深入到各分场生产队，除了检查指导工作，还抽空与各类人群讨论工作得失，共商南山发展大计。他也曾多次到我的陋室与我促膝交谈。在开导鼓励我的同时，也征求我对全场工作的意见。他每到一地，群众有困难，只要他有耳闻，就一定会亲自过问。我到南山不久，就常听到有人传讲他这方面的故事。他下基层，从不搞特殊化，总是一双筷子一只碗，同我们这些单身职工一道，到食堂窗口排队打饭买菜。作为总场一把手，连自己的妻子也没安排一个象样的工作，每天与生产队职工一道，风里雨里，打一双赤脚，滚一身泥巴。在我们的心目中，江书记既有礼贤下士的长者之风，又有善于集思广益的智者之气。
我很快就得到消息证实了我的猜想，电话正是江书记打的。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我的困难处境的，在紧要关头，正是这个电话，给我消了灾，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