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意，就象是父母为儿女作主，一切由他们说了算。
说实在的，我对女方的第一印象并不怎么样。特别是她一身病态，根本找不到女人的魅力。傅正秀也并不理会和清与王结的说辞。尽管他俩轮番呼应，说得唾沫四溅，可她就是不吭一声。看架式，他们俩好象非要撬开人家的嘴不可，竟企图用提问的方式逼人家说话。如在有的话后面加上一句：你看好不好？你同意不同意？你是怎么想的……。可傅正秀还是守口如瓶。
我实在不耐烦了，说：“算了，我们走吧。”可和清与王结就是不起身。我说你们不走我走。就一个人出了门，走到离桂秀家约百米远的一棵梧桐树下等他俩出来。
等了好大一阵，月光下只见王结一人向我跑过来说：“殷间，殷间，她同意了，同意了……回去再坐一会儿，回去……”
原来，我走后，和清和王结仍在那里纠缠不休。而傅正秀还是一言不发。她姐姐傅桂秀大概也是烦了，顺口说了句：“她不同意就算了。”
这个时候，傅正秀才吐出了一句话：“谁说了……”
王结是个机灵鬼，马上接嘴说：“她同意了，同意了，我去把殷间追回来。”
在王结的胡搅蛮缠下，我又跟他回到了屋里。我无心听他们说别的，但对于他们提出的要我带傅正秀去医病，我倒是一口答应了下来。其实，我并不认识一个医师，也不知哪个医院能医这种病。可不知怎么搞的，居然把这样一件事关重大而又毫无把握的事应承了下来。
傅正秀的病是一九七零年在修井冈山铁路的时候患的。那时她刚满十七岁，是铁姑娘战斗队队长。她重活累活比谁都干得多，轻伤小病从不下火线；出工她走在最前，收工她走在最后；下小雨大雨，甚至刮大风下大雪，别人都进茅棚躲避，她却仍在工地单干。
凭着这股拼劲，她几乎成了全工地的英雄。县剧团和公社宣传队把她的事迹编成节目在各地巡回演出；县广播站把她的事迹写成材料在全县宣讲。就是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县最年轻的共产党员。
也就在这一年冬季的某一天，关心她的人发现她的脸好象有些浮肿，双腿用手指一压一个窝。领导知道了，劝她去医院检查，可她自己全不在乎，仍带领铁姑娘们战天斗地。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领导把她送到县人民医院。一检查，她本来患的是急性肾炎，由于延误了治疗时间，已转为了慢性肾炎，病情相当严重。
原县委书记、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周凤山亲自到医院探望她，并指示医院，一定要想办法医好傅正秀的病。县妇联主任傅兰英也亲自到医院去看望。可是，在县医院住了几个月，病情反反复复，始终无根本性好转。接着，又先后在其他几所医院就医，也无果而返。最好的药都用过了，最好的医师看过了，可病情还是老样子，毫无根治的希望。医师说，你的病，只能是这样。也就是说，她的病已成不治！
她只好回到家里看土郎中，用土方子，吃中草药。又是几个月，药吃了不少，钱花了不少，可病情依旧。无奈之下，家里想了一个主意，把姑娘嫁出去，一来减轻家里负担，更主要的是嫁到一个新家或许会冲掉晦气，转来好运。
凭着傅正秀的好名声，尽管有病，嫁人还是不成问题。不久她就与邻村一个年青人吹吹打打热热闹闹成了亲。不过，结婚前，女方对男方早有约法三章，订下口头协议：一是结婚后病未痊愈不能行房事；二是男方要给女方继续治病；三是治病期间女方不能下田干活，不做其他重体力劳动，少做家务事。
起初，男方确实“遵纪守法”。晚上各睡一头互不侵犯；四处访医求药，耐心周到；轻活重活不让正秀沾边……。可是，从上半年折腾到下半年，不但病没治好，连家底都给治穷了！而所谓老婆也只是有其名无其实，不过是躺在身边的一个摆设。再看远一点，这种病说不定今后就是个光花钱不见效的无底洞。看近看远，实在是亏大了。于是，男方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正秀也不留恋，要离就离。两人便和和气气来到公社，很快就办了手续。正秀卷起自己的衣被，又回到了娘家。
俗话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在农村，出了嫁的女人再回娘家大多是待不长的。正秀已不是当年身强力壮的正秀，而是抱着带病之身，少劳甚至不劳而食的赘物。当然，家里人的脸色，家里的气氛也不象从前……。
一个人在困境中，什么前前后后的事，什么角角落落的人都会想起来。这时，她想起了在南山垦殖场还有一个平时少有往来的同母异父的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