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没挨着边，他却能拉扯自如，不屑伦次；有时如阳光下的倾盆大雨，有时又象三伏天的皑皑白雪，前后矛盾而全然不顾，离题万里还洋洋自得。
今天他把我们赶到水塘头，还用红军长征相压迫，语言是那样的冷酷无情，态度是那样斩钉截铁！天下竟有这样的一位领导，事情本是由他引起的，可他却装得若无其事，不给我作任何解释也就罢了，居然还对我落井下石。对这样一位顶头上司我还有什么好说呢！
但是，新婚的妻子怎么办？我回到家里只有把满腹委屈深藏心底，却强装笑脸开导她说：“还哭什么哩，哭坏了身子是自己的。那么多人在水塘头也过了，我初到南山时就在那里过了三年，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缺胳膊少腿的，怕什么？”
她没好气地说：“要去你一个人去，我死也不去！”
我说：“垦殖场不象你们公社生产队，土生土长，世代不变。我们垦殖场劳动力经常调动，说不定今年进水塘头，明年就出来了呢。”
此时此刻她怎能听得进我的这一番话呢？他睁开泪眼，冲着我悲愤地说：“你在哄人骗鬼！我早听说，那个鬼地方，进去还想出来？做梦！”连续两天，她眼睛哭肿子，身体哭瘦了。我真担心正秀的肾炎病再度复发。但我实在无力为她分忧解愁，作为男人，还有比这更难受的么？
我们的蜜月！这就是我们的蜜月。
第三天晚上，分场又突然通知正秀参加支部民主生活会――什么生活会呀，其实就是对正秀的党内批判会。
正秀与我结婚，本来是分场开的证明，书记表示祝贺，主任亲自主婚。而在民主生活会上，书记主任带头，首先异口同声地批评傅正秀身为共产党员，贫下中农子女不嫁，却跑到南山找一个地主阶级的狗崽子。并气势汹汹地指责正秀：你的党性哪里去了？阶级立场哪里去了？那位为我们主婚的主任还接过话茬说：“那天金成的母亲老地主婆来南山，你傅正秀还到商店买一瓶好酒给她吃，是不是想让地主婆吃好身体，好搞破坏活动？”
人怎么会是这样！平时我们的关系还算可以，前几年我有时春节没回家，大年三十他还会叫我到他家去吃顿年夜饭。可现在，突然一变就变成这个样子！就算他经常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大老粗，难道大老粗就能信口开河，说出这种没肝没肺的话吗？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就是身体再好，又能搞什么破坏呢？
他们一个个牙横口臭，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就算是为逼正秀“服从组织调动”而先发制人，也用不着使这种损招呀！
在一阵狂轰滥炸之后，艾书记才提出工作调动问题。还是老一套，先说了一通大道理，什么工作调动是革命需要呀，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呀，这是一个党性原则问题呀，不允许任何人向党讨价还价呀……等等。接着他语气一转，声音变得严厉尖刻：“你傅正秀身为共产党员，对这次正常的调动，态度很不正常！哭哭啼啼，抵触对抗，哪里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正秀窝着满腹怨气回到家里，一进门又是号陶大哭。哭了一阵又破口大骂：“嫁死老公，坑得我挨骂受气，受讹受欺……我在娘家出门进屋无人说我傅正秀一个不字，公社大队，书记主任，谁都要对我傅正秀高看一眼……嫁你这样的死老公无能无用没指望……”
这是她在蜜月里第一次真格地跟我闹腾。她并非无理取闹，更非撒野伤人。她说的句句是事实，骂的句句有道理，我完全理解她此时的心情。
一个出身红色家庭的年青女人，从懂事起，一直是革命的中坚。加之她十分吃苦耐劳，在生产队里她几乎与男人平起平坐，一般女人每天只能拿四五个工分，而她却一天拿八分；十五六岁就是铁姑娘战斗队的队长，十七岁就入党，已是全县闻名的女英雄；在家里许多事她也比哥哥强。所以，在领导眼里她是模范，在生产队里她是能人，在父母心里她是宝贝，在群众面前她是红人。可以想象，她在娘家是个多么风光的人物呀！可是现在，她从人上人突然就跌落为人下人，真是一落千丈！新婚没几天就跟着我一起受气受罪，她怎能接受这天地之变？作为新婚丈夫，我给她带来的不是快乐与幸福，而是烦恼与痛苦，她把怨气全往我身上喷，那是应该，活该！
女人一旦火上七窍是不容易熄灭的。我明知劝说无效，但又不能不理不睬，实在束手无策，我只能应付着说：“算了吧，夜很深了，别吵了左邻右舍，我们也睡吧。”她仍坐着不动，嘴里仍哭骂不止。
我原本也是个性情暴躁的人。面对怒火不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