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菜，不是说栽深了就是说栽浅了……反正不管我做什么总是一无是处。
你说就说吧，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反正我不理你。可是不理也不行，她一开了口就无休无止，越说越上火，越说越难听，而且还由东扯到西，由南扯到北。不管我怎么解释忍让她都不依不饶。这样，我以人格为代价添置的两件新家俱带来的一点喜气早已荡然无存，家庭生活仍然难以安宁！
听说女人天生嘴巴多。尽管我感觉正秀的嘴确是多得过份了点，有时几乎闹得人不堪忍受。但我同时觉得，她的嘴多也仅仅多在嘴巴上，并无其他过份的举动，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出格的要求，而是唠唠叨叨地一直与我患难厮守……。我知道，她是不肯轻易舍弃这个穷家呀！而且，她的唠叨从未离开吃苦耐劳、勤俭治家的主题，说明她对我没有二心！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我理解妻子，更深知责任重大。但我实在无能为力改变现状啊！我有什么资格去计较妻子的“嘴多”呢？
我整天面对妻子的哀怨，看着家道的贫寒，终日在压抑和忧郁中苦熬。不久我突然发现我得了一种最难启齿的病—阳萎！我顶着男人的悲哀，心里充满焦虑和恐慌。我暗暗地四处求医问药，可是用了多种方子，毫无效果……。我难道就这样被废了吗？我还年轻啊！来日方长啊！
第八章谁能告诉我之三是对还是错
林如春书记不愧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好领导。一九七二年他与我第一次在总场见面，面对一个下级的抗议，他不但不怪，反而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当面对我作出事后调查的承诺。当时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官场的托词，目的就是为了把我哄走。事过之后，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七三年上半年的一天，林书记来水塘头检查生产，见了我老远就叫：“金成，你过来一下。”
我感到吃惊，事隔数月，他居然还能直呼我的姓名。我放下手中的活，走了过去。他站在路边既严肃又认真地说：“那次汇演的事我了解了一下，错怪了你，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通过这件事，党委对你也有了一些了解。上上下下对你反映不错。好好干，党委会考虑你的问题。”
一位新来不久的总场一把手，能对一个弱小者如此负责地平等相待，我由衷而生敬佩与感激。
这年双抢刚过，总场组织了一百多劳力在水塘头修一条过山渠道，并委派我到工地食堂管伙食。这是我到南山以来第一次被重用。我当即感到，林书记曾说党委会考虑我的问题，不是在糊弄人，而是真心实意的。尽管是临时的安排，我仍感到莫大的荣幸，理所当然地要把伙食搞好，让大家吃得卫生吃得满意。
四个多月下来，我灵活多样地安排菜肴，督促烹饪师认真调配口味，较好地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绝大多数用餐人员反映良好。在管理操作中，我十分注意节约，杜绝浪费，合理使用资金。不仅实现了“吃好吃饱”的既定目标，还节余了一笔资金，足以让全工地的一百多人大吃大喝一顿。正是因为这次会餐，一次偶然的机会治好了我的阳痿，却给我留下了至今难说是非的一庄心事。
那次竣工聚餐正好安排在一九七四年元旦。因菜多事杂，原班人马实在忙不过来，头一天就请了一位老厨师掌勺，工地还派了一位女青年帮厨。这个女青年是一位正值妙龄、性格开朗的知青，名叫刘丽。
这一天，食堂象办喜事一般。白天，杀猪宰鸡，摆桌配凳，借盘添碗……，晚上，洗肉煮肉，煎油货，洗菜切菜涮餐具……，一直忙到晚十点仍没忙完。有一个女孩在场，大家有说有笑，“打情骂俏”，忙得倒也有声有色。这时，刘丽脱掉围裙，洗了手，说是要上厕所。
水塘头只有一个集体茅坑，座落在两个居民点之间的一片竹林里。刘丽向我要了一片废纸，急匆匆钻入夜幕。
我们仍在继续干活，突然听到刘丽在呼喊：“殷间，殷间，我怕，我怕，快来给我打伴……”
在农村，女人晚上上厕所都是自己的老公在旁边做伴。哪有一个女孩子光着屁股，随便叫一个男人在旁边站岗放哨的？听到这无拘无束的呼唤，我左右为难，显得很尴尬。几位正干活的师傅倒是忙中取乐，怪声怪气地说：“快去，快去，过期作废……”
我正在犹豫，又传来她大声的叫喊。我只好走出大门，站在村前的那块空地中央大声应道：“我在这里，你不要害怕……”
我大声的答应，与其说是给刘丽壮胆，不如说是故意让全村的人都听明白，我金成是站在离厕所很远的地方，并不在她的身边。目的是要让那些多嘴的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