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家门口，一个女人追了过来，嘴里喊着：“傅正秀，别走，这两只鸭子是我的。”
正秀说：“我做了记号的，不会错……”
那女人说：“我也是有记号的，我在它的脚上箍了铁丝。”可正秀明明看到鸭子的脚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不由正秀分说，那女人一把从她手上把鸭子夺了过去，嘴里还盛气凌人地喋喋不休：“别人的东西你也捉回家去，长眼睛了没有，下次再这样，对你不客气……”边说边提着鸭子扬长而去。正秀眼睁睁看着人家把自己的鸭子抢走，还被她当众羞辱了一番，自知势单力薄，只有躲进家里无声地流泪。
我听了妻子的诉说，心里涌上一阵波澜。俗话说“麻糍都挑软的吃”。那个女人，别人的鸭子她不敢去抢，而对正秀却是肆无忌惮……。我不敢多想，也不敢多说，更不敢乱动。此时我还必须丢开一切烦恼，作好准备，以正常的心态走进会场向二分场的干部群众“说清楚”。
会场还是在那个老食堂内。我看着人到得差不多了，就主动进了会场，站在我应该站的地方，等待着主持人说一声“大会开始”。看来二分场高书记对这次大会并不十分重视。时间已过八点半，他就坐在原位上，连身体也没挪动一下，不多不少不轻不重只说了三个字：“开始吧。”我以为他还有话说，等了几秒钟，没见他有往下说话的意思。这时会场乱糟糟的，各种声音叽叽喳喳，连大会纪律他也不强调几句。
我知道高书记是个很正直的人。看来今天晚上更不会对我怎么样。我不敢让会议冷场。只好接上话茬说：“贫下中农同志们，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错误的。”我一开口，下面的嘈杂声小了些。“我在这里向二分场的贫下中农说一声对不起！我更要对李文民、周顺风、钱珠伢……等同志说一声对不起！如果当年不是我的宣传鼓动，十年前的那一团阴影就不会至今仍困扰着你们难以解脱；如果不是我的原因，十年来，你们就不会常常因此担惊受怕！你们是无辜的，一切责任都应由我来承担。请贫下中农原谅他们。如果你们还有意见的话，请惩罚我一个人吧……。”
前面我点名向他们说对不起的同志，当年都是跟着我参加了造反派的。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一字不识。当年正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才误入歧途，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个别同志确因一时糊涂做过错事，但是他们并没有走得太远，很快就回头了。
我已经听说了，在前几天的说清楚会上，他们都实事求是地说清了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说了当时是听了金成的宣传，受了金成的影响才参加造反派的。却没有一个人说是上了金成的当，受了金成的骗的。凡是涉及到我的问题，他们都说得有理有据有节，无丝毫夸张，更无不实之词。面对这样纯朴实在的他们，我就是鞠一百个躬，说一千句对不起也不为过。
接着我又把1967年6月18日前后我的全部言行再次重复了一遍。我说得很细，说得很慢，甚至把我所记得的一些细节也无遗漏地作了交待。我讲完之后，会场上无人发言。高书记便站起来扫视了一眼全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仍无异常反应。高书记就对我说：“老金，你先走一步，我们还有点事。
于是，我离开了会场回到家里。正秀问：“没人对你怎么样吧？”
我说：“我金成的一切作为，上可对青天，下可对干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正要上床睡觉，突然有人敲门。我拉亮灯，打开门，只见那个女人手提两只鸭子站在门口说：“对不起，是我搞错了，这两只是你们家的，我那两只晚上回来了。”
原来，她家那两只鸭子傍晚赶上岸的时候与其它的鸭子冲散了，离了群，直到很晚才自己寻回家来。那女人散会回家时发现鸭笼旁伏着两只鸭子。不用说，是自己家的，就伸手把笼里的那两只捉了出来，把自己的关了进去。这才有了眼的这一幕。
我接过鸭子，说了声：“谢谢，麻烦你送来。”我这一声谢谢完全是诚心的。如果她瞒下鸭子宰了吃了，我又能怎么样呢？我谢的是她的良心尚存。
政治问题说清楚了，我如释重负。但愿十年恩怨就此了结。
第二天清晨，我领着两位懂点木工活的朋友回江背分场去。请木工去做什么呢？我请木工当然有请木工的道理。
我们宣传队的田段中有一棵脚盆那么粗的大樟树，树干高大，枝叶茂盛，不仅盖着三四分地不能耕种，还影响附近庄稼的生长。今年双抢前，报分场批准，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