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下面调到场部教办来，他肯定是起了作用的。现在他怎么会轻易点名把我放下去呢？在丁、黄二人的步步紧逼下，齐场长有些心烦。然而，严肃、认真、稳重、民主是他一惯的工作作风。他从不以势压人、给下级难堪。此时，尽管他对丁、黄二人的纠缠有些不悦，但他仍不失作为一级领导的大度，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之后，以征求意见的口吻说：“要么把教办的琚老师调过去？”
他们又把头摇得象货朗鼓似地说：“不行，不行，琚老师是中学下来的，怎么能教小学呢？”齐场长真是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几次对我提及此事，只是话到关头，欲言又止。面对丁翔、黄涛二人的车轮战，齐场长确实为难了。有一次他征求我的意见说：“老金，五年级这个班主任问题不能再拖了，你看该怎么办？”
我说：“丁翔是文教干事，又是中小学校长，应由他提出解决办法，我不好越俎代疱。”
我知道齐场长的难处，有时也想给他解围，说：“找不到人就我去吧。”但是我故装糊涂，也把“球”踢了回去。我知道丁翔他们最终是要点我的名的，但他们不直说，我就是不开口。因为这不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别有用心的算计。我不能自己往他们设下的圈套里钻，反让他们落个冠冕堂皇。
事情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学期。一九八二年春节，丁干事回老家（他家不在场里）过年，临走时，他约黄涛正月某天去他家办点什么事。黄涛按时赴约，及时返场。黄涛回来的第二天，学校一位老师请酒。我、黄涛还有齐场长都在桌上。酒过三巡黄涛又提起毕业班老师的事，齐场长有点冒火地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嘛，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嘛。”
黄涛当着我的面，终于说出了他们在心里憋了许久的话：“这次我去丁翔家，他交待我说，这个五年级班主任只有老金最合适。”
事情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尽管他们机关算尽，齐场长总不上他们的当，就是不亲点“金成”两个字，逼得二人无计可施，不得不在这最后时刻亮出底牌。
可黄涛也非等闲之辈，他利用酒桌上的机会，当着我的面对齐场长直说这是丁干事委托他说的。既直抒胸臆，一吐为快，又当面别腥，开脱了自己。这一组双簧式的特写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二位仁兄台上相互利用台下互相踢脚的微妙关系。齐场长没有当场表态，只是说考虑考虑。我就象没听见似的，只顾喝水（我是不喝酒的）。尽管我知道事情已是板上钉钉，但毕竟上级还未发话，我要等着最后一道程序。
第二天，齐场长终于招我到场部对我说：“实在没办法，只有请你出马了。”
我说：“场长发了话，我服从安排。”当天我就下到了班上。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班。学生敢当着老师的面砸烂教室的窗玻璃，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最难听的语言辱骂女老师，敢在课堂上任意地胡作非为……
那天，我走进教室，开始上第一节课。只见教室里一片混乱，尖叫声、口哨声、说笑声、打闹声，无奇不有。我不批评，也不发火，只是站在讲台上，等待着，等待着……。我的目光扫视着教室的每个角落、每个人，听着他们吵，看着他们疯，发现最混的，注意最狂的……。
有的学生玩着玩着，笑着笑着，说着说着，偶尔睨视老师一眼。大概是他们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碰的一刹那，发现老师的目光是严峻的，表情是严肃的；也许他们还摸不透新来的班主任的深浅与好歹；也许是玩腻了，闹够了……。他们的声音渐渐地小了一些，那种粗野的狂劲也好象收敛了一些。
我抓住时机，开始讲话。我说：“同学们，你们玩够了吗？”有几个小声说玩够了，也有一两个说没玩够。我稳住情绪继续说：“玩够了的同学听我讲课，没玩够的同学下了课再玩，好吗？”
接着，我开始讲课，可不到五分钟，就觉得后排情况异常。几个女同学不时地抿嘴偷笑，三四个男同学把头埋到了课桌底下。我走过去一看，那几个埋着头的同学全都用墨汁涂得满脸漆黑。我极力保持平静，不让烈性发作，走回到讲台前，用一种不卑不亢不恼不怒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说：“看来你们班是个出人材的班。我来你们班之前，就知道你们班……等很多同学都是读书的人材，他们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将来定有出息。啊，对了，我现在当了你们的班主任，应改口说我们班了。据我所知，我们班还有文艺人才。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坐在后排的那几位同学，一定是文艺爱好者。文艺爱好者就是喜欢唱歌演戏的，唱歌演戏就要在脸上着色画妆。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