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值。但如果花钱修了船，官司又破费，船虽下了水，而机器不争气，河沙捞不上，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最终我觉得这船修也不是，不修也不是。
我多次请示，这条船怎么办？领导也很为难，但又没有别的办法，最终表态先修好船再说。修船实在不是我的所愿，但又别无选择，只有姑且为之，边修船边想辄。
我从机械厂请来几个工人，先把机器拆下来移到码头上；然后与班主任联系派了一个班的高中男生把木船拖上岸；再到造船厂请来几位师傅，给船大动手术。
船刚刚动工修理，附近就传出了一种声音：“嗨！一中修船，我看他到哪里取沙！”船未修好，就有人出来叫板，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
正在此时，我听说有人想承包这条船。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立刻委托传话人约见这位陌生老板。
此人姓傅名绍文。见面后的第一印象是年轻，机敏，见识广，有承包经营能力。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还是我们杨校长的亲戚，称杨校长姑夫。我想，由他承包至少杨校长对其有一定的约束力。有这层关系，量他不敢乱来。只是不知道杨校长会不会支持他承包？如果杨校长反对，事情肯定告吹。
我问傅绍文：“小傅，你姑夫知道吗？”
傅绍文说：“我到县城时间不长，还没去过姑夫那里。”
我心里暗暗高兴，决定打通杨校长这一关节，促成承包成功。说不定借助承包人的力量会让死船出现生机。
首先，我们共同商定，修船经费由双方负担，甲方（一中）已为修船付了一部分现金，剩下的不足部分均由乙方（傅绍文）负担。船修好后由乙方组织生产，并向甲方按期交纳一定承包费。接着，我就找杨校长汇报，并特别强调，请校长不要给傅绍文泼冷水。我说：“如果你把傅绍文吹了，我就辞职不干。”他虽然不太赞成，但驳不下我的面子，也就勉强默认了。
尽管我与傅绍文的协商基本达成了一致，但是我仍为船的出路担忧。
当修船快要完工，我心里愁云不散的时候，又有一位姓胡的老板找上门来，想与我们联营到新余去采沙。据说新余沙源丰富，建筑用沙供不应求，而且价格也比本县要好。更为重要的是小胡老板是新余本地人，他的父亲是沿河某乡的领导，船到新余就在他的河段采沙。与他联营，就可避免在本县采沙的诸多困扰。
经过一番考查之后，我们的谈判很顺利，三方很快达成了协议。机械船由原来的傅绍文一人承包改为由傅、胡二人共同承包，校办厂派刚调来不久的黄德辉老师赴新余协助承包人操作，并监督合同的履行。
搭上校办厂的全部家当，总算把船维修组装下了水。但柴油机早已被盗，需要配置；挂桨机也锈损报废，需要更换；变速箱又不知什么时候不翼而飞，需要重装；加上船开新余的柴油，一路的其他费用开支，算起来，船到新余至少还需两三千元！
可是，校办厂已是山穷水尽，向学校要又不可能。为了成行，我只得动员有关人员各掏腰包，许诺先借后还。我是厂长，首先瞒着妻子偷取了家里仅有的三百元存款（至今妻子不知）；黄德辉老师也拿出了七百多元现金（我与黄德辉的钱至今未还），其余不足部分由承包方自负。七月一日趁着锦江梅雨水满，船总算启锚出发了。
船到新余，形势确实喜人。机器未响，立足未稳，就有不少人前来订购河沙，并当场预付定金。面对大好形势，我仍然忧多喜少。忧的是机船修好后，匆忙上路，未作充分试产，机子性能如何没有把握。万一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河沙打不上船，岂不是劳民伤财，空忙一场？但心里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如果机器能挣扎着转动，只要捞得上沙来，其效益无多有少，也不枉这段时间的辛苦。
第二天鸣爆开机，旁边十多条运沙船排队等着装沙运石。可机器没转几圈就熄火断气了。连续几天都是活短死长。一天到晚，不但沙子捞不了几勺，就是卵石也上不了几块。那些老板们见这儿不是养家的主，吵着退回了定金，一哄而散。而我们的那条船孤伶伶地躺在江心，就象一个早已生命垂危不治待寝的老人，根本无动于医生的救药和亲人的呼唤，始终不现丝毫转机。更为致命的是，不到半个月，机船又沉入了江底！
见此情景，新余的小胡老板很快就退出了承包，结帐散伙。破船又回到了傅绍文一人手中。小傅惜于已经搭进的老本，仍不死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船打捞上岸，自己投资再作一番修理，并将木船换成铁船。下到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