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班上有些事情，我就委托杨晟辉做，甚至有时要收取学生经费，我也交给杨晟辉经手。他按照我的要求，认真负责地收取，分文不差地交给我。自从受了同学们的推举，我的委托，当了干部，他虽然还有些拘谨，但毕竟负起了一分责任，开始直接或间接地溶入了班集体之中。这对他被扭曲的心态和个性，或许是一种初步的矫正。
晚自习我常会找学生谈心。我也找过杨晟辉。有一次我抓住机会直接了当地对他说有病要求医吃药，不能硬抗，否则会拖跨了身体……。不几天，他的母亲就高兴地对我说晟辉肯验伤吃药了。
我看重成绩，但从不以成绩优劣取人。初一的头一个学期，尽管我常为班上成绩排名落后深感不安，但我把担心藏在肚里，把开心挂在脸上。我使用的是激励而不是压力，给学生的是轻松而不是负担。对基础较差的学生，我从不压制他们的玩性。在学习方面，我从不简单对他们提成绩要求，甚至放任他们对一些实在听不懂的科目，在不影响上课纪律，不干扰他人的前提下，允许其伏案睡觉（其实，允许睡觉倒不一定有人真的会睡觉），或做其他作业。也允许他们把精力集中在一些感兴趣的或通过努力可以相对学好的科目上，如语文，政治，劳技等。我认为，在教与学的矛盾中，强行的要求决难达到目的。只有设法将老师的意志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才有可能把美好的愿望变成现实。因此，我在我的教学活动中，曾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反复表达这样一种理念：
社会需要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也需要商人、工人、农民等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材。社会是公正的，无情的，它实行的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只有诚实勤奋的人才有资格领受它的慷慨。毫无疑问，人在学生时代乃至一生都应该刻苦学习，故有“活到老学到老”的至理名言。如果能在学生时代成绩优秀，当然难能可贵，因为这是科学的启蒙，前途的起步，成功的开始，也是未来幸福的播种。但是在校成绩欠佳的人也没有理由自卑自惭，悲观失望。你看，那些公司老总，百万富翁，技术权威乃至各级高官在学生时代并不一定都是成绩佼佼者。甚至有的杰出人才，在少年时代还曾被认为是低能儿。可是后来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用事实证明自己的伟大与辉煌。如大家熟悉的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艾迪生就是一例，他在小学时就因成绩不佳而被父母和老师认为是低能儿。就是在普通工人，农民中仍然不乏出类拔萃、受人尊重的能人贤士。因此任何人都没有骄傲的本钱，也没有懈怠的理由。作为学生，迈步刚刚开始，前程来日方长；成绩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只有“勤奋”“”努力“才是永恒，才最宝贵。让我们携起手来，就从今天开始，就从这里起步，莫让青春无为地流失，莫让光阴白白地消逝，踏踏实实地刻苦认真，尽可能多地获取点滴知识。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你的锦绣前程铺平道路，打下根基，为你的将来多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其实，这些都属老生常谈，尽人皆知。但是，我把这种理念提到首要位置，不但通过语言反复渗透，更在整个班级工作和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反复实践，其效果就有所不同。这里我培植的是各类学生的心理平衡；实施的是执教处事的平等公正；构建的是师生间的相互理解；营造的是各尽所能，奋发向上的班风学风。
杨晟辉明显地开始适应我建立在这种理念基础上的教育方法。这种适应不仅表现在他对班集体的逐步投入，更表现在他对老师的逐步亲近和信任。此后他甚至有时还会向老师反映过去不可能透露的他与外界的一些“秘密”。
一天课余，晟辉悄悄地对我说：“金老师，外面有人约我去打架，怎么办？”
我一时竟不以事情的严重而震惊，而为晟辉的举动而欢呼：“好！你能对金老师说起这些事，很好！”我接着说：“人家约你去，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说：“早些时侯他们就约过我，我没有去。可他们事后都骂我是不是想死。我有点害怕。”
晟辉原来是个伤不怕、死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现在他说他怕，我在为他担心的同时，也为他能说出这个“怕”字而感到高兴。因为我从这个“怕”字中感觉到他的心态已开始了向“正常”的转化。
晟辉怯生生地告诉我，今天外面有人对他说，晚上会有一场大战，到时候会来人叫他，头说今天一定要去。他求救似地问我怎么办。我又一阵高兴，然而，随即又涌上一腔惋惜与愤怒——好端端的一个孩子，怎么就落在他们手上呢，连改过自新的机会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