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吴痴痴地立在人行道上，望着亚丽安娜的背影在旅馆的大门里消失了。
“金，我们到赛纳河边走走罢，”吴忽然用留恋的声调说，“巴黎是很可爱的，可是我后天就不得不走了。”
我能够拿什么话来安慰吴呢？我并不像吴那样爱巴黎，然而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吴的心情。我不能不回答他。我就说：“不要紧，法国政府会收回命令的。不然你到了比国还可以偷偷地回来。”因为这时候巴黎几个进步的律师正在向警察厅交涉，要求延长执行驱逐令的期限。
“三个西班牙革命党人在巴黎监狱里绝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人理他们。你想我们的事情有希望吗？”吴大声说，声音里充满了悲愤。
是的，三个西班牙革命党人的事情，这时候正激动着全巴黎的良心。他们没有什么罪名，不过是西班牙国王亚尔丰琐的仇敌，亚尔丰琐到巴黎来，他们就给法国警察逮捕了，他们的两百多个同乡就被驱逐出境，说是为了保障西班牙国王的安全。但是亚尔丰琐回国以后，忽然从阿根廷送来了公文，说他们在那里犯了普通的刑事罪，要求法国政府引渡他们。为了反抗这种法律的谋害，他们就在狱中实行同盟绝食。这件事情就跟轰动全世界的沙柯、樊宰底的事件一样。刚刚在几天前，美国的绅士们最后一次判决了沙、樊两人的死刑，准备结束那六年来的激烈的斗争。
整个的西方世界似乎都沉沦在反动的深渊里了，到处充满着压迫、苦恼、流血，我们就看不见一线光明（自然光明是有的）。我们的年轻的心被寂寞、被离别的情绪所苦恼着。
赛纳河畔的情形跟平日没有两样，长排的旧书摊，扰攘的行人，圣母院的钟楼……可是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了。我所看见的只是我的心，我所听见的也只是我的心。
“我们到圣母院里面去看看。我在巴黎住了这几年，还没有到钟楼顶上去过，”吴的交织着留恋和悲哀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我抬起头来，才注意到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我们正迎着它们走。那两个钟楼，我知道，雨果的小说里的教士就是从钟上面跌落到街心来的。圣母院，我还记得，在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大概是爱利·邵可侣的日记罢）里说过当时有人在圣母院里面发现了几百具因奸情被杀害的贞女的尸体。而且我在拉丁区的旅馆里，还整天整夜地听见从那里送出来的钟声。
“好罢，”我这样应着，就跟着吴走到那里去了。我们进了大门，从下面沿着阶梯一直走到最高的钟楼顶上，我没有说一句话。
“看，巴黎是这样美丽的。”吴站在石栏杆前面，望着下面整齐的、模型似的街道说。
他这时候的心情，我想我是能够了解的。我也把眼睛望下面：这里是赛纳河，一道一道的桥横架在河上，河里有船经过，烟囱不断地一伸一曲；那里是圣米雪尔大街，车辆和行人就像玩偶似地在那里移动。我的眼睛好像在看一幅图画。
但是画面上四处都摆了那张同样的少女的面孔，一头金发给那张面孔镶了金边。那个波兰女郎的面影又占据了我的脑子。
接着我又想到那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艰苦的斗争，和我们已经付出了的代价。我忽然流下了眼泪来。
这并不是悲哀的眼泪，就在那时候我也不是绝望的。我想到过去的斗争和牺牲，只有感激。我愿意把我自己无条件地贡献给自由的祭坛。我心里的牺牲的火给那个波兰女郎点燃了。
这一天终于过去了。亚丽安娜没有走，吴也没有走。法国政府并未撤消驱逐的命令，不过将期限延长了一些时候。起初是一月，以后又是一月，这其间杭可先回到了波兰，亚丽安娜搬到巴黎郊外霞微尔去住了一些时候，和吴发生了像我在小说里所描写的爱情。但是不久她就离开了巴黎，那时我已经在哀斯纳省了。再过两三个月，吴也就动身回国。等我再到巴黎的时候，亚丽安娜的名字已经没有人提起了。
那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就像流星似地飞下天际不见了。后来我回到中国，见到吴，连吴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那还是一九二七年的事情。谁知六年后的今天，亚丽安娜的名字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了的时候，成却无端地提起她来，而且从他的口里我又知道了下面的事实，也就是我所想知而未知的她的身世。
“我还为她写了一首诗。那时她正患肺病躺在蒙伯里城的医院里。”成用一种充满怀念的声音开始了他的叙述。我们正在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走着。
他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