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痛苦，直到警察底沉重的脚步声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什么一个世界里的时候。
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这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圣母院底悲哀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底心上。
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又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青年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底钟声，我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底前四章。
渐渐地我底生活变得有生气了，朋友也渐渐多起来，我从他们那里借到了许多宝贵的书籍，我只担心每天没有够多的时间来读完它们，同时从E。G。，M。Nettlau他们和我往来的信函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和鼓舞。我便把我底未完的小说搁起来。我没有工夫再写小说了。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读到巴黎各报的号外知道我所敬爱的那个鱼贩子（就是《灭亡》序里说到的“先生”）和他底同伴被烧死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里的时候，我重读着他写给我的两封布满了颤抖的字迹的信，听着外面无数的人底隐约的哭声，我又从破书堆里翻出了那本练习簿，继续写了《灭亡》底十七，十八两章，以后又连续写了第五，第六，第十，十一，十二共五章。
过后我底时间就被一些经济学书占去了，接着我就用全副精神来读克鲁泡特金底著作，尤其是那本《伦理学底起源及发展》，我开始翻译它，而且为了翻译它的缘故我又不得不读起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诸人底著作来。我甚至读熟了《圣经》。我已经不去注意那部未完的小说稿了。
第二年（一九二八）的夏季，是在马伦河岸上的一个小城里度过的。我在那时候过着比较安舒的生活。这城里除了我外还有两个中国青年，他们都是我底好友。我们寄宿在一个中学校里面。那里是安静而和平。每天早晨和午餐后我一个人要走过一道小桥，到河边的树林里去散步，傍晚我们三个聚在一起沿着树林走到更远一点，大家畅谈着各种各类的话，因为在那里谈话是很自由的。
一个晴明的上午我挟了一本Whitman底诗集从树林中散步归来，接到了一封经过西伯利亚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的。信里充满着感伤的话，大哥是时常这样地写信的。
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读了。我不觉回想到从前做孩子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度过的光阴。我爱他，但我不得不永久离开他。我底苦痛是很大的，而他底被传统观念束缚着的心却不能够了解。我这时候苦痛地思索了许久，终于下了一个决心。我从箱子里翻出了那一部未完的小说稿，陆续写了第七，第九，十三，三章。因为那时我已经译完了《伦理学》底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腊的哲人和罗马的圣徒。我有时间来写小说了。
后来根据一个住在南方的朋友的来信，我又写了《灭亡》底第八章《一段爱情的故事》。这朋友是我所敬爱的，他底爱情里的悲欢也曾引起我底共鸣。我很抱歉我把他底美丽的故事送给了像《灭亡》里的袁润身那样的人。所以回国以后我又把那故事改写成了一篇题作《初恋》的短篇小说来献给他。
以后这工作就没有间断了。每天早晨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时，我完全沉溺在思索里。土地是柔软的，林外是一片麦田，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麦子香，我踏着爬虫，听着鸟声，我底脑里却现了小说中的境界，一些人在我底眼前活动，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细微的情节。傍晚在和朋友们散步谈话中，我又常常修正了这些情节。（下午的时间就用来译书和读书。）夜静了，我回到房里就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工夫我就写完了《灭亡》底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这五章。
这样我底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我加进了一章“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后又添了一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的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底两个朋友中的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地做了我底第一个读者。他给了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稿寄给国内的任何书店去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们印出来给我底两个哥哥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恰恰这时候国内一个朋友来信说愿意替我办理这件事情，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们封好挂号寄给那朋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