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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警察署回到中华青年会，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给抓走的事，就是那个中年的日本职员。他看见我，小声说：“我知道，不敢做声。真是强盗。”后来我才知道我给带到警察署去的时候，在叶山梁宗岱家里也有人进去搜查，在京都卞之琳也遇到一点麻烦。这以后再没有人来找过我，但是我在东京住下去的兴趣也不大了。我总感觉到人权没有保障，要是那些人再闯进我的房间，把我带走，有人知道也不敢做声，怎么办？我写信给横滨的武田君发牢骚。他回信说：“您要是不去东京，就不会有这种事。我们全家欢迎您回到我们家来。”
他的确把事情看得像信神那样简单。我感谢他的邀请，但是我没有再去他的家，过了三、四个月，吴朗西、伍禅他们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用我的名义编佣文化生活丛刊》，要我回去参加编辑工作，我就离开日本了。这次我买了“加拿大皇后”的三等舱票，仍然到横滨上船，从东京来送行的人不少，只是我没有通知武田君。
我那两个福建朋友吃了不少的苦头。一个姓叶的因为第一次审问时顶了几句，给关了一个星期。一个姓袁的给关了半个月，放出来，他马上要回国，警察署怀疑起来就把他“驱逐出境”。后来听他说，他坐船到天津，一路上都有人押送。船停在一个城市，他就给带到监牢里囚禁。特别是在大连，他给关在日本监牢里过了一个时期。管牢的汉奸禁子，对同胞特别凶，有时领到一根新的鞭子或者一样新的刑具，就要在同胞的身上试一下，不管你是不是得罪了他们。到了天津，我那个朋友才得到了自由。他吃了那许多若头，罪行就是：溥仪到东京访问时他住在那里；给带到牛込区警察署审问时他的回答不能使人满意；关了以后给释放出来，就要马上回国。这就是一九三五年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东京等地的遭遇。我在神田区警察署受到审问的时候，有人问我怎样在晋江认识他，我想起一个姓陈的朋友，就说是姓陈的人介绍，后来才知道他在审问中也是这样说。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当时住在黎明高中过暑假，他来找我，我们就熟了。但是审问的人非要我们讲出介绍人不可，我们只好随口回答，凑巧两个人的思路碰到一起，才没有露出马脚，否则他可能还要遇着更多的麻烦。
姓袁的朋友一九五八年患鼻癌死在福州，当地的报上还刊出他的讣告。他不可能讲述他的这段故事了。然而我还没有忘记四十四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这以后我还和“刑事”们打过交道，那就在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六三年，我三次访问日本，进行人民友谊的活动，“刑事”们要为我的安全负责。
我出门他们坐在车内前座，见到我默默地鞠一个躬。的确时代变了，二宫先生也一定不在人世了。那三年中间我昂着头进出日本现代化旅馆的时候，总是充满信心地想：我绝不会再做那样的“噩梦”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九三五年我在东京做过的“噩梦”竟然搬到上海来了，那是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事情，甚至继续了十年之久，各种各样的人代替了日本的“刑事”，而且比“刑事”凶残得多，蛮横得多。……我遭受侮辱和迫害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小说《人》，我怀着爱国主义的感情暗中祝愿：不要做得比“刑事”们更坏吧。但是当时许多人好像发了狂一样，好像喝醉了一样。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们呢？究竟为了什么呢？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有些人似乎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这怎么可能呢？让大家重新想一想。这绝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情。这绝不是一两个帮派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不要再做“噩梦”了。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
南国的气候相当炎热。在你们那里樱花谢了还没有多久，正是明媚的暮春天气罢。我还记得三年前的情景，千岁村的和平朴素的田园，你自己亲手种的蔬菜，简陋的房屋，倾斜的篱笆和曲折的小路，我一个陌生人万想不到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我来迟了，没有机会听到你那燃烧着理想之火的演说，或者父亲的慈祥教诲一般的谈话。……我站在千岁村农家茅屋门前的时候，法西斯的魔影已经像黑云一般地把天空玷污了。甚至在这田园中我们也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你带着愤慨地告诉我你所遭受到的一切迫害。以前欢迎过你的文章的各杂志现在也不敢再发表你的片纸只字了。连你所翻译的一部叙述人类起源和社会演进的名著，也不能够续出第二册。你从前曾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