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咏叹而已，将又奚言！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诏报曰：“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诏进之。玄复上疏曰：
臣闻舜举五臣，无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审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则损不赀，况积日乎！典谟曰“无旷庶官”，言职之不可久废也。诸有疾病满百日不差，宜令去职，优其礼秩而宠存之，既差而后更用。臣不废职于朝，国无旷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
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务。自士已上子弟，为之立太学以教之，选明师以训之，各随其才优劣而授用之。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贾以通其货。故虽天下之大，兆庶之众，无有一人游手。分数之法，周备如此。汉、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臣以为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
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后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于有莘；晏婴齐之大夫，避庄公之难，亦耕于海滨。昔者圣帝明王，贤佐俊士，皆尝从事于农矣。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使冗散之官农，而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夫家足食，为子则孝，为父则慈，为兄则友，为弟则悌。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也。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废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长者，亦皆归之于农。务农若此，何有不赡乎！《虞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是为九年之后乃有迁叙也。故居官久，则念立慎终之化，居不见久，则竞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浅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义合古制。
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
书奏，帝下诏曰：“二常侍恳恳于所论，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岂得不使发愤耶！二常侍所论，或举其大较而未备其条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后主者八坐广共研精。凡关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难。而人主若不能虚心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结舌。每念于此，未尝不叹息也。故前诏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几得以发懞补过，获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虽文辞有谬误，言语有失得，皆当旷然恕之。古人犹不拒诽谤，况皆善意在可采录乎！近者孔晁、綦毋皆案以轻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俄迁侍中。
初，玄进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与陶争，言喧哗，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为御史中丞。时颇有水旱之灾，玄复上疏曰：
臣闻圣帝明王受命，天时未必无灾，是以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惟能济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无生草而不困匮。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时小水旱，人未大饥，下祗畏之诏，求极意之言，同禹、汤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欢喜，上便宜五事：
其一曰，耕夫务多种而耕�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与官中分，则天下兵作欢然悦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