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报纸上的宣传。那是军事上的事实。”
塔茨伯利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沉静的、具有强烈说服力而身上湿淋淋的军官。“好吧。早上九点钟左右，你能再到这儿来一次吗？”他激动地在室内一瘸一拐地走着。“我准备通宵把这篇报道赶出来。然后我要你把稿子核实一下。”
“当真吗？九点钟？太好啦！我乐于帮忙。”
“可是你必须掩护丹顿，”鲁尔插进来说。“哪怕人家用烧红的夹钳来拉出你的鸟丸。”
谢普走了。鲁尔问是否可以让他留下来在扶手椅里打个盹。他准备天一亮就上医院。
“听着肥湿衣服脱掉，挂起来。你去洗个澡，”塔茨伯利说。“我屋子里有一张空床，洗过澡就去睡吧。”
“那太感谢啦。我浑身都发臭啦。在日得拉我们步行着从泥水塘里穿过去。我得从自己身上拉掉四十条水蛭。这些小小的怕人的脏东西！”
“你手上怎么啦？”帕米拉问。“看来很怕人。”
“唉，那是在日得拉被二个白痴般的军医用柳叶刀弄成这样的。”鲁尔可怜巴巴地、担心地往自己的手望了一眼。“但愿别叫我丢了这只手才好。也许已经有点儿血液中毒了，帕姆。我全身都在发抖呢。”
帕米拉笑了一笑。尽管鲁尔天不怕、地不怕，这个人却一向是疑神疑鬼的，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玻塔茨伯利问道：“你的飞机呢，菲尔？”
“在马六甲飞机常我们在那儿搭上一辆军用卡车。他们不肯给我的飞机添汽油。丹顿和我是从摈榔屿飞到那儿的。在摈榔屿，我们还得守住飞机，赶开那些人，韬基，我是指白种人。事实上，是陆军部队的军官！”
帕米拉在浴盆里放了水，给他放上干净毛巾，可是一看，他已经和衣睡熟了。她脱下了他的靴子和他外面的制服（制服散发出沼泽地的臭气），替他把蚊帐在四边塞好。她翻动他的身子的时候，他还说着梦话呢。
她突然想起了往事。直到目前为止，在新加坡，他一直是她过去的情人：上了些年纪，喜欢油腔滑调地调情，叫人讨厌。可是眼前这个精疲力竭、头发蓬乱的白皮肤大个子，穿着温漉漉的汗衫小裤，一无遮掩，睡在那儿，却更象是当年在巴黎时候的菲尔。鲁尔。娶了个俄国老婆，还有其他一切，都说明他至少是不同寻常的！在巴黎的时候，他（不修边幅，真叫人感到寒酸）总是使人觉得很有趣。
“在闹什么呀，帕米拉？”塔茨伯利叫道。“坐到打字机边来，咱们干活吧”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踱来踱去，挥动着双臂，口述了一篇广播稿——《和一个失败主义者的对话》。他这样报道；在高尔夫球俱乐部里，他曾经跟一个已退役的陆军上校谈过一次话，他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老顽固。丹顿。谢普的看法结果由这一个吹毛求疵的老头儿的嘴里讲出来了。塔茨伯利指出，失败主义往往会唤起这一类恶梦；而这篇报道也显示了新加坡防守者具有人性的一面。作者本人表示，他深信固定防线是存在的，边战边退的行动完全是按照计划执行的，新加坡岛的北岸已经布置好了圈套，刀枪林立，将是来犯者的葬身之地。以上这一段小插曲无非证明在新加坡要塞仍然享有言论自由，“民主”在马来亚仍保持着自信云云。
他口述完毕之后，帕米拉拉开灯火管制用的窗帘。东方已经露出了鱼白色。雨仍然下得很猛。
“很策略，是不是？”她的爸爸看到她并不对这篇文章表示意见，就这样问道。“把情况捅出去了，可是叫他们没法找我的岔。”
她揉揉眼睛，说道：“这篇东西一拿出去，你永远也脱身不了啦。”
“我们走着瞧吧。这会儿我得抓紧时间，睡一个小时觉。”
谢普少校打扮得整洁多了，戴着一顶编织着木髓的钢盔，正好九点来到。他用铅笔在打字稿上匆匆地作了几处小修改，尖着嗓子嚷道：“我说，你的记忆力真强，没有说的，塔茨伯利。”
“干这一行不是一年两年了。”
“很好，这是一篇呱呱叫的报道。写得太妙了。祝贺你！希望能产生影响。我将在北部收听它的广播。菲尔陪着我到这儿来，叫我太高兴了。”
帕米拉把稿子送到了新闻检查处，就上街买东西去了。只见铺子里挤满了进进出出的顾客，这些铺子多半是中国人开设的，日常用品的备货仍然十分充足，价格比伦敦低廉多了——妇女的绸内衣啊，首饰啊，精美的食品啊，酒啊，小山羊皮手套啊，以及雅致的鞋子和钱包等。可是现在几乎家家铺子都挂着同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