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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那老头越说气越大，差点儿竟从椅子里跳起来——，日本人在吕宋岛为什么进展如此迅速？英国兵力分散全球，而且已经打了两年多仗；所以无怪乎新加坡发发可危。可是驻菲律宾的美军已经多赢得两个宝贵的和平年头可以练兵备战，况且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作战。为什么不把侵略者撵到海里去？如果在这次大战中美国连这副担子都挑不起来，那也好，英国愿意单独拯救文明世界，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俄国熊。不过任重道远埃美国有的是资源，就是缺少斗志。
斯鲁特听了这番慷慨激昂的长篇宏论，倒没怎么动火，因为凭这人的态度和嘶哑的声音看来，真是老胡涂了。他不动声色地回答道，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要作好战争的思想准备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点在张伯伦执政下的英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不过他也有一两个问题要请教。不准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对英国的作战有何好处？一个自称为文明民主的国家，怎能迫使妇女儿童乘坐危险的旧船绕着地中海毫无指望地不断漂流呢？
“理由可多着呐，有地区政策的种种理由，有国家的种种理由——”那英国人泪汪汪的，猛的伸出手在眼睛上一抹。“不瞒你说，大英帝国肩负种种重任，处境为难呐——一个人还往往进退两难呢——对不起；告辞了。”他站起身，赶紧夺门而出。不一会儿，他那个不施脂粉、貌不惊人的女儿出场说：“我们该告辞了。”她嗔怨地白了斯鲁特一眼，转过身就走了。
“得罪，得罪，”斯鲁特对阿谢尔说。
“当初托莱佛在这儿公使馆任职时，他就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他身体有病，热爱祖国，可是人老了。”阿谢尔沉着地说。
宴会就此散了。斯鲁特和神父一起走进寒风料峭、星光灿烂的夜空下。斯鲁特翻起衣领，说他要走回自己的寓所。神父提出陪他走走。练练筋骨。斯鲁特心里原来寻思跟这个小胖子神父一起走兴许走不快，不过他们两人在枝干光秃秃的树下迈开大步走过干涸的喷泉时，倒是他得加快步伐。在静寂的深夜里，斯鲁特听得见神父平匀的深呼吸。大鼻子里象小小的蒸汽机似的冒出热气。他们走了约莫一英里，大家都一言不发。
“好了，我到家了，”斯鲁特在自己公寓门口停步说，“谢谢你作陪。”
神父直盯着他的脸。“还有一些有关犹太人遭遇的档案材料，你感兴趣吗？”这句话是突然用干脆的德国话说的。
“什么？蔼—我刚才在宴会上说过了，鄙国政府当然关心减轻犹太人苦难的问题。”
神父朝马路对面一个暗沉沉的儿童小公园挥挥手，公园里空荡荡的一排排长凳间有秋千，有跷跷板。他们过了马路，默默无声地在公园里走了一圈。
“真可怕，真可怕，真可怕，”神父骤然一选连声地说，声调那么异样、那么忧伤、那么紧张，斯鲁特听了不由停住脚步，大为震惊。神父抬头看着他，在远处一盏路灯的暗淡光线下，那张脸变了相。“斯鲁特先生，我原是巴伐利亚人。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我亲眼看着阿道夫。希特勒这个狗屎堆在街头对着二十来个人演讲。 暴动失败以后，一九二四年，我看见他在受审时大放厥词。一九三六年，在纳粹党代会上，我又看见他对一百万人演说。他始终是那么一个狗屎堆。他从来没改变过。直到今天也没改变。同样一只手撑在屁股上，同样一只拳头挥舞不休，同样一个粗俗的嗓音，下流的语言，愚蠢而原始的念头。然而他是德国的主宰。他是我国人民的凶神恶煞。他是上帝降下的大祸星。”
忽然间神父又开步走了。斯鲁特只得奔上几步跟随在他身边。“你必须了解德国，斯鲁特先生。”声调冷静些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民族，我们只知道服从上面的命令。那是我们历史的产物，是一种持久的封建制度。我们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犹豫不决，是要崇尚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呢，还是要偏重浪漫的实利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呢？是要乌托邦的美妙幻想，还是要专制蛮横的强权理论？到今天，我们基本上还不知所从，是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放纵享乐主义呢，还是要东方布尔什维克的激进的无神论！”神父嘴里熟极而流地说出这些抽象的词句，一边张开两臂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