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了娜塔丽。亨利太太，”赫西拉开公文包说。“是个漂亮女人，犹太人，对吗？”
“对，她是犹太人。”
“哦！”他眼光朝旁边一膘，捋了把胡子，同时装出一副色迷迷的轻薄相。“我把你的信交给她了。这是她的回信。”“谢谢你，吉恩。其他那些新闻记者怎么样？”
“无聊透顶啦。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就这点来说，我真羡慕他们。我这就要向你们的公使去报告了。照交涉的发展情况看，这些记者可能在三、四月间出来。”
斯鲁特锁上门，撕开信，在窗口对着几张黄信笺看起来：亲爱的好斯鲁特：哎呀，收到来信真是喜出望外！趁着你那位好心的赫西博士同埃伦在外面柠檬房里喝茶，我赶紧把这封信打出来。
首先向你报告，我很好，路易斯也很好。说来真怪，我们在这里竟过得舒舒服服。可是我一想到“伊兹密尔号”，就忧心忡忡。我们差点就乘上那艘船出航了，莱斯里！一个认识埃伦的德国外交官把我们拉下船，用汽车送我们到罗马。我至今仍然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可是他把我们从大难中救了出来，也可能是从死神手中救了出来。英国广播公司对这事的经过并未大事渲染，不过看来在土耳其人勒令“伊兹密尔号”离开伊斯坦布尔以后，这艘船就失踪了。天响，这艘船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知道吗？这里的消息真闭塞！我想起这事就心有余悸。什么世道呀！我救了孩子，我想我应当感到欣慰才对，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人。
我们看到屋子完整无损。揭掉家具上的布罩，床上铺起被单，生上火。我们就安顿下来了。玛丽亚和托马索还完全照往常那样干着活。天气寒冷，不过晨雾一消倒也明媚宜人。只有留在精美饭店里走不掉的那帮人才使我们想起了战争。他们到这儿来吃饭，一次来一、两个人。警察对此很客气。不少记者、家眷、一名歌唱家、两位牧师——古里古怪的一帮人，日子过得厌烦死了，多半都灌饱了托斯卡纳酒，喝得烂醉，满肚子荒唐无聊的牢骚，不过情况很好。
哦，天呐，我简直无从说起我收到你的信有多愉快！赫西博士刚走出房这工夫，我竟哭了。这儿的生活真是寂寞得要命！你呢，在伯尔尼——相隔这么近，为争取我们的自由而奔走！我还没喘过气来呢！
唉，一下子只能说一件事。我还是赶紧把我脑子里想得最多的了先给你说说吧。
斯鲁特，埃伦正在打这个主意，不管打不打仗，决定留在这儿算了。
大主教和警察局长都是他的老朋友，他们待他都有如流亡的皇亲贵族。对我们来说，奇怪的是这完全象和平时期一样。上星期天，人家居然允许他到佛罗伦萨郊外伯纳德。 贝伦森的府邸里去吃饭——你知道吗，贝伦森就是那个年高德助的美国艺术评论家。嘿！贝伦森竟对埃伦说他不想离开。他年纪太大了，动不了啦，意大利就是他的家，等等，等等，他还是住下不走，听天由命。 贝伦森也是个犹太人——象埃伦一样，勉强称得上个犹太人吧。 埃伦回来时脑子里也这么胡思乱想。如果贝伦森能呆下来，他为什么不能呢？至于我呢，当然可以自由回家。
乖乖！
我曾说过，伯纳德。 贝伦森有很重要的、很有权力的社会关系。他为亿万富翁、王公贵族、国立博物馆、巨头大王鉴定名画。他很可能受到墨索里尼的庇护。这些对埃伦一点都沾不上边。他老大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这一点。可是他说他年纪也大了。意大利也是他的家。他的风湿病越来越不见好（那倒是真的）。乘火车长途旅行，加上横渡大西洋，可能把他拖垮了，说不定就此落得个残废。他已经动手写他自命为最重要的著作，他那套著作中的“最后一部”是关于马叮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的。这本书开头写得很顺利，要知道这本书把我们两人都忙坏了。
不过他显然无法想象一旦我们统统走了，他会落得个什么样的苦境。他一个人与世隔绝这种日子可不好受。万一他病了，就会落到敌对的外国人手里。他说墨索里尼向美国宣战是封住德国人嘴的一出喜剧。反正事无大小他都有话说。
他有条备而不用的锦囊妙计，心满意足地抱着不放，莱斯里。原来埃伦在二十多岁时闹了一段小小的风流韵事，结果一场空，其间一度改信了天主教。这件事你知道吗？他很快就放弃了，不过也没再恢复原来的信仰，即使真有其事的话。他有个在梵蒂冈的朋友搞到了他在美国皈依天主教证件的复本，把复本给了他。 埃伦现在把这些一文不值的照片当成他的护身符和挡箭牌。他搞到了这些证件可真倒了大霉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