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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娜塔丽很高兴你要来告诉叔叔轻装上路别带你们自己拿不动的行李你们得带上孩子步行二十英里我惦记孩子也惦记你一切都会顺利爱肉眼简直无法辨认的蝇头小字，直到此刻还是使她激动不已。几个月没收到拜伦的信了。她手头所有为数不多的几封，都已被她读得成了片片纸屑。她记忆中的关于拜伦的一切，尽是一成不变，翻来复去的那么一些，跟陈年的家庭电影一样。她和拜伦，天各一方，度过了以往两年的生活，她甚至不知道他如今是死是活。红十字会转来的他的最后几封信，好多个月以前他从澳大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小镇奥尔巴尼写来的，她从中感到战斗生活正在使他发生变化；他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曾经使她神魂颠倒的快乐逍遥的公子哥儿了。卡斯泰尔诺沃和拉宾诺维茨之间有联系的消息，以及香烟纸上的密信，使她心如乱麻，无法平静，虽然常识告诉她，那个巴勒斯坦人的话语中除了一个犹太人的好心好意之外，没任何别的东西。
这张纸头她真舍不得丢掉，但她还是把它搓成一个小球从洗澡盆的出水口里冲走了。她给孩子穿上衣服；最后又朝这个好象一只大糖果盒似的奢侈房间四下里望了望，她久久凝视那张大床。这几年来她在那上面尝尽了孤眠独宿的滋味，只有撩人的美梦和荒诞的遐想。
“快来，路易斯，”她说。“我们回家去。”
没跟仆人们告别。 埃伦把几个壁橱里装得满满的衣服都留下了，全部藏书也没拿走一本，他书桌上堆得高高的文件夹里都是关于马叮路德的草稿。娜塔丽给女仆和花匠交代了任务，要在两个星期后他们回来之前完成。但是仆人们都是聪明人，意大利仆人尤其如此。厨妇、女仆，还有两个花匠，都在大门口站好了，他们高高兴兴地说了再见，但是他们的眼睛都是严肃的，他们的举动则是不知所措。厨妇给了孩子一根棒糖，车子一开动她就哭了。
萨切多特的汽车是那个性子暴躁的儿子开来的，他要在锡耶纳呆下去，并且为了他的基督徒女朋友的缘故——他的家人都这么怀疑——正在学习天主教的教理。反犹太人的法律禁止改宗，但是在锡耶纳，人们对法西斯的法令常常置之不理。这个年轻人穿件敞开的薄衬衫，头发浓密蓬乱，嘴朝下撇着，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一声不吭，把他们送到几乎是空无一人的兵营广场，让他们下了车，便开走了。
锡耶纳本来就不是个热闹地方；现在则显得不象是有人居住了。宽阔的广场上几处买卖人的摊位都是空着的，也没人照看。稍晚一点，如果有一卡车蔬菜或鲜货从海 边运来，兴许会有点儿买卖，但也不会有多少；什么东西都得配给，连大蒜和洋葱郁不例外。市议会高塔的长条影子投在烫人的广场地面上，几个闲聊的人象有机器转动一般跟着影子转动，仿佛是一具大日规上的几个小人像。娜塔丽和埃伦坐在唯一开门营业的咖啡店门外，喝着带有涩味的代用品桔子苏打水。回想起赛马节喧闹的人群，把这个耸立着文艺复兴时期宫殿的圆形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本城各区的五彩缤纷的游行队列，那如痴如狂的赛马，全都停止了，全都一去不复返了！这个被历史遗忘掉的小城消磨了它一生中的几个年头。真是古怪，埃伦会存心在这个地方安居下来；更其荒唐而不可思议的是她也陪他在这儿流亡。
汽车回来了，小伙子埋怨他们说公共汽车都快开了。他们没上车站去等车，为的是要避开警察。准许他们到福隆尼卡去小住的证明是一份不寻常的文件，从罗马搞出来的；越少让人看见越好。一到车站，公共汽车司机就不耐烦地挥手要他们赶快上车，他们便在一个无聊得直打哈欠的警察的眼皮底下扬长而去。
公共汽车突突突地开出了高大的城墙，在一条狭小的泥土路上蹦蹦跳跳潮西开去。萨切多特两者，虽然衣着朴素，坐在车上却也不失其为殷实业主的气派，老两口都是一副茫然若失、凄凉哀伤的表情，并且跟许多老年夫妻一样，两人脸上的表情也几乎一模一样。路易斯在娜塔丽怀中睡着了。车上的窗子是开着的，芬芳的田野气息扑鼻而来，其中还混杂着木炭汽车的煤气发生器里冒出来的、象是烧木柴的气味似的奇怪地好闻的烟火气。米丽阿姆快活地跟她妈妈唠叨个没完，她爸爸自顾自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