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通过漏气的空隙不断钻进舱内，象啼饥嚎寒般的响声一直不停。飞机迎着冰雹在上升，冰雹打在机身上象机枪一样僻僻啪啪，它颠簸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好似一只风筝。借着从结了冰的窗口透进来的股俄亮光，斯鲁特能够看到那些躺着的驾驶员发青的面孔，布满汗珠的额头，也可以看到一只只颤抖着的手把香烟或酒瓶挪近紧闭着的嘴唇。这些飞行员看上去跟他完全一样，也已吓得魂不附体了。
芬顿在火车上曾对他讲过，北大西洋的逆风在低空时风力最大。飞机得爬高上升，超越这种气流，进入空气稀薄的高空，以节省燃料；但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机身上结冰非常快，除冰器根本来不及工作。同时，化油器在零下气温中会冷却结冰，继而引擎就会熄火。毫无疑问，很多飞机就是这样报销的。当然，开始结冰时你可以设法继续升高，越过湿冷的气层进入干冷气层，那就得靠氧气面具来维持生命。否则就要迅速下降，也许要降低到紧贴海面的高度，那里的暖和气流可以将冰融化。斯鲁特明知故犯地问了他一声：“难道在水面就不存在结冰条件了吗？”
“那还用说，当然有，”芬顿回答说，“我告诉你我的一次经历。”接着他就大讲起一件令人毛骨惊然的往事。有一次在纽芬兰海面上，机身结满了厚冰，差点旋转着冲进海里。
飞机继续翘首向上爬升，零散物件也不断地朝后滑去。有些驾驶员煤缩在破毯子里打鼾。芬顿也舒展四肢躺下闭上眼睛。突然机身上发出一阵金属的撞击声，顿时吓得斯鲁特的心脏停止跳动——或者说他觉得是这样。芬顿睁了睁眼睛，咧开嘴朝他笑了笑，并且做了做手势，表示机翼结了冰，橡皮除冰器在除冰。
在噪音难忍的机舱里，在破冰敲击声中，斯鲁特弄不懂怎么能安然入睡。他想这种人即使钉在十字架上，也能立即睡着。他的鼻子冻僵了，手和脚也失去了知觉。但他确实也打了个脑，不过一种令人恶心的感觉弄醒了他：闻到了一股橡皮气味，一件冰冷的东西紧贴到他的脸上，好象在上麻醉一样。黑暗中他睁开了眼睛，耳朵里响着芬顿的喊叫声：“氧气。”一个模糊的人影带着个拖着根长橡皮管的氧气面具，在踉踉跄跄走动。斯鲁特觉得他一生中从未这样冷过、这样麻木过、这样浑身难受过，也从未这样准备好一死了事。
突然，飞机轰鸣着向下俯冲。驾驶员们坐了起来，翻起鱼白眼睛四处张望。斯鲁特在极度痛苦中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慰藉感：这些老练的驾驶员竟也如此害怕。一次可怕的、大幅度的垂直俯冲之后，机身上的冰又一次被抖碎了。飞机又恢复到了平飞状态。
“不会飞到纽芬兰去的，”芬顿在斯鲁特的耳朵边吼叫着，“这儿是格陵兰。”
元首指示说：“我们是优秀种族。”
我们就喊万岁（噗妹！）
万岁（噗妹！）
对准元首的脸。
格陵兰机场跑道旁的木头房子兵营里，电唱机一小时接着一小时不停地放这首歌。这是仅有的一张唱片。这个飞机场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片寸草不生的地面，铁丝网陷在烂泥里面，到处都是积雪。斯鲁特从没想到过世界上竟有如此荒凉的地方。跑道太短，起飞得碰运气，所以飞机加油后不得不等到有了起码过得去的起飞条件再起飞。
对元首不热爱，就是不要脸。
所以我们就喊万岁（噗呼！）
万岁（噗昧！）
对准元首的脸。
斯鲁特认为，此时此地这首平淡乏味的小调表现了美国人对希特勒和纳粹的那种致命的宽厚观念——大言不惭的笨蛋，莫名其妙的旅屁虫，高呼万岁，喳，喳。音乐的编排把各种嘈杂的噪音——牛铃、玩具喇叭、铁皮罐头——同一个德国军乐队低音伴奏混杂在一起。飞行员们有的在玩牌，有的在懒懒散散地躺着，唱片放完了，有人再把唱针移到开头的地方。
芬顿躺在斯鲁特的下铺，看一本全是姑娘的杂志。斯鲁特探下身子，问他《元首的脸》这支小调怎么样。芬顿打着哈欠说，希特勒那混小子听了会不舒服。斯鲁特从上面爬下来，坐到了上尉旁边，向他倾吐了自己对屠杀犹太人的心情，并且气愤地表示，要是这类歌曲也能使人感到愉快，那就难怪没人肯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了。
比尔。芬顿一面翻着裸体女人的画页，一面若无其事地说：“胡说。老兄，谁会不相信？我就相信。那些德国人也真怪；竟会去追随希特勒这么一个疯子。他们中间有很好的飞行员，但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个祸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