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今天早上亲自来陪我们上党卫军总部去。他尽力想讨好我们，称赞娜塔丽的容貌，又夸奖她紧紧搂在怀里的路易斯的健康外表。 爱泼斯坦处境很可怜，他是个成了人家工具的犹太人，是执行党卫军命令的傀儡“市长”。他象我们其余的人一样，是一个带着黄星标志、衣衫褴褛的犹太人，不过他总穿着一件即便磨损了却还干干净净的衬衫，打上一条旧领带，以显示他地位较高。那张苍白、虚胖、忧心忡忡的脸倒是他出任伪职的更为确切的标志。
我们以前从来没进入或是走近党卫军总部。一道高高的木头围墙把它和整个市镇广场跟犹太人分隔开来。卫兵放我们进了围墙以后，我们便走上一条紧挨着公园的街道，经过了一座教堂，进入了一座市政办公楼，里面有好些办公室，有布告栏，发出霉味的走廊里回响着打字机的声音。走出了那个怪诞的、肮脏的犹太区，进入了一个——除了门厅里希特勒的那幅大画像外——一切都属于熟悉的旧秩序的地方，使人感到很奇怪。这种平凡的景象几乎叫人放下心来，我再也没想到党卫军总部会是这样的。当然我非常、非常紧张。
艾克曼中校显得出乎意外地年轻，尽管宽大的前额上头发已经在秃了，剩下的头发是深色的。他具有一个野心勃勃、步步高升的中级官员的那种机灵、活泼的干劲儿。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党卫军头子布格尔坐在他身旁一张木头椅子上，他是一个残酷、粗暴的人，你只要有可能躲开他，就离得越远越好。 艾克曼没站起身，不过态度倒还和气，他招呼我和娜塔丽在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把头一歪，要爱泼斯坦坐到一张肮脏的长靠椅上去。到此为止，除了布格尔那种冷酷讨厌的神情以及这两个人身上穿的黑制服外，我们倒好象是来拜望一个银行经理，设法借一笔款子，或是来找一个警察局局长，报告一件失窃案。
接下来用德语进行的谈话，句句话我都记得，不过我只打算记下主要的地方。首先，艾克曼一本正经地询问了一下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情况。娜塔丽一言不发，她让我回答说我们都感到受着良好的待遇。当他朝她望望的时候，她慌忙点点头。孩子倒是舒坦自在地坐在她的膝上，睁大了眼睛望着艾克曼。他接着便说，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情况一点儿也不能使他满意。他已经彻底视察过了。在今后几星期内，我们会看到显著的改善。布格尔奉到命令，要他把我们当作非常特殊的“知名人士”对待。一俟特莱西恩施塔特情况有所改善，我们将首先受益。
然后，他澄清了——我想，这件事恐怕永远只能澄清到这个程度了——我们怎么会来到这地方的谜。他说，还是在巴黎我住进医院的时候，我们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意大利秘密警察要求德国秘密警察把我们当作意大利逃犯引渡过去。 按照他的说法，韦尔纳。 贝克想先逼我把我的广播讲话录好音，然后再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我们带走。他把韦尔纳描摹得十分可怕，很可能是有点儿添油加酱。
反正，我们这件案子落到了他的处置之下。 把我们交给意大利人，很可能就意味着我们的死亡，而且会使交换巴登——巴登那伙人的谈判变得复杂化。然而，若是让我们回到巴登——巴登去，那么一旦我们被人发现，就会得罪德国在欧洲的唯一盟友，因为那时候意大利还在参战。于是把我们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一面再对意大利人的要求“详加考虑”，这似乎是最最妥善的解决办法。他没理睬韦尔纳。 贝克逼我发表广播讲话的那些请求。那不是对待一位知名人士的办法，即使是一个犹太人。 艾克曼还说，他在执行元首对待犹太人的严格政策时，总尽力做到公平、人道，虽然坦白地讲，他完全同意元首的政策。再说，他也不相信那些广播讲话会有什么用处。总而言之，我们就到了这儿。
现在，他说，他让爱泼斯坦先生接着谈。
那个“市长”弯腰屈背地坐在沙发上，用一种单调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他偶尔望望我和艾克曼，可是经常不安地瞪眼注视着他的布格尔。他说，长老市政委员会最近投票表决把文化组从教育处里划出来。文化活动大大增加了，这是特莱西恩施塔特的骄傲，但是这些活动没得到适当的管理和协调。委员会想任命我为一名长老，来主管新设的文化处。我的关于拜占庭、马叮路德和圣保罗的演讲誉满全市。作为一位美国作家和学者，我的身份博得了尊敬。毫无疑问，在我的大学生涯中，我学过行政管理。说到这儿，爱泼斯坦突然停住，笔直地望着我，死板板地微笑了笑。所谓微笑，也只不过是上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