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莱斯海姆宫耸人听闻地吹嘘说：“要把侵略军压垮在沙滩上，”“要以一道钢与火迎击他们，”事实和他的吹嘘有多大的差别啊！
我们驱车往东驶行，小规模的炮战不住地隆隆响着；村庄在那片持续不断的安静中燃烧。我尽可能四处向军官们询问，知道了这片奇异的宁静的由来。黎明时分的一次广泛的海空联合攻击，在我们的防御工事上倾泻下了一大阵炸弹和炮弹。我找了伤兵们攀谈，他们脸上全惊惶不安。有一个一只胳膊打折了的军士告诉我，他曾经参加过凡尔登战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战斗。在我所到之处，我碰上了宿命论的言论、冷漠的情绪、失去联络的情况、打垮了的团队以及命令所造成的混乱。巨大的海上舰队，头顶上轰响着的空军机群，以及排山倒海的炮轰，已经散布了一种战败之感。
我不再怀疑，一场可能是毁灭性的危机近在咫尺了。我于是赶回巴黎，在电话中告诉约德尔这是主要的攻击，我们必须集中兵力应战，夜间行军以避免空中阻截，并且在应急的基础上对运输线进行有效的修补。约德尔的回答是：“好，快回到这儿来，不过我劝告你，对于你所说的话必须分外小心。”这是多余的劝告。我始终没获得晋见的机会二随后几次的战况汇报会议我都没奉召参加。希特勒明显地避开了我的目光。诺曼底的局势迅速恶化下去；我的情报不久便失去时效了。
在那个风光明媚的六月里，我们的德意志世界正在土崩瓦解，而希特勒却在贝希特斯加登饮茶，吃蛋糕，搞社交活动，这给我留下了两个印象。六月十九日，一场迅猛的暴风在诺曼底沿海一带刮了起来，一连猖獗了四天。它比我们的部队远为有效地阻碍了入侵部队的推进。它吹毁了人造港口，几乎把一千条船只刮到了海滩上。侦察照片显示出了一场莫大的灾难，因此我起了最后一线希望。希特勒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些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轻狂议论。等天气放晴以后，敌人恢复了陆、海、空攻击，仿佛夏天的一阵暴雨下过了那样。他们的物力、源源来自美国那只攻击不到的富饶羊角，实在是惊人的。我们后来就不再听说西班牙无敌舰队了。
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的，还有瑟堡即将陷落时召开的一次战况汇报会议。希特勒戴着厚眼镜站在地图前面，手里拿着罗盘和尺，兴冲冲地指给我们看，跟我们仍旧占领的地区相比，人侵的敌人只占据法国多么小的一部分。这一点他是对高级将领们说的，他们知道，而且好几星期一直在向他发出警告，在沿海一带的外层防御工事被捣毁了，一个主要海港也陷落了以后，法国其余地方是一片平原，可供敌军驰骋，德国方面除了国境线上的西方防线和莱茵河以外，并无可守的阵地。那是一个多么伤心的时刻；我的眼睛突然看清楚了，我一下完全明白，那个得意扬扬的元首已经堕落成一个病态的怪物，在一个虚张声势的假面具后面正为自己的生命嗦嗦发抖。
诺曼底：概要（摘自《世界大屠杀》）
……倘使希特勒在六月下旬接受了隆美尔和伦斯德的提议，把战争结束掉，我们就只需要向一个严峻的和约屈服。我们最终也许会象现在这样被瓜分掉，也许不会，不过我们的人民肯定可以逃脱一年的野蛮轰炸，包括德累斯顿那场使人毛骨惊然的恐怖事件①和艾森豪威尔向易北河的灾难性进军。在东方，我们就可以逃脱布尔什维克的全面奸淫抢劫这种恐怖行为，世界对这种恐怖行为含笑旁观，不以为意，而数百万我们的平民却不得不背井离乡向西逃难，就此无法回去。
一九一八年，我们还占领着外国土地时，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也曾同样主张，在别国能够把战争的破坏加在德国领土上之前投降。但是一九一八年有一个政治权力和一个军事部门；通过德皇的逊位，政治家们可以及时向敌人投降。现在，没有政治权力，没有军事部门；一切全集中在希特勒一个人身上。从政治上说，他如何能投降，并把脖子伸向绞刑官呢？他只好战斗下去。
很好，那么他战斗下去的战略又如何呢：是好还是坏？他的战略是僵硬的、自满的、笨拙的。他丢失了诺曼底。登陆的兵力只有五师人！倘若装甲师被调出来，集中在一起，那么不顾种种不利条件——情报的不灵通，敌人的空中优势，海军的炮轰等等——隆美尔的干练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会把装甲师派上阵去，对付挣扎向前的美国兵和英国兵的。结果将会是一场历史性的血腥大屠杀。在奥马哈海滩，步兵作战师第三五二师恰巧在那儿作战，他们一师人就把美国兵差一点赶下大海去。在那些最初的时刻里，倘使发动一次有计划的、集中兵力的反攻，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