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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狼穴的医务室里，希特勒就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跟戈林谈话，大夫正在治疗他震破的耳鼓。“现在，这些家伙正在我要他们呆的地方给我逮住啦，”他这么说，或者大意是如此。“现在，我可以采取行动了。”他知道这次暗杀的失败反而使他的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为希特勒辩护的人们说，他并没看他下令拍摄的处决将领们的那些影片，但是放映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他当时的痴笑和议论比较适合于看查理。卓别林的一部喜剧，而不适合于看我的老战友们那种可怕的、变了样的神情，他们脖子上套着琴弦绞索，赤身裸体地正经历着临死前的痛苦。我从那以后根本无法再尊敬他了。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无法尊敬他遗留下的形象。
就我来说，七月二十日事件完全是大祸临头。从那以后，我走起路来一直破得厉害，右耳完全聋了，而且经常一阵阵头晕目眩，人会摔倒。还有，这断送了我离开最高统帅部的机会。我象七月二十日事件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地主家庭，所以很有可能成为希特勒荒谬绝伦的猜疑的牺牲者，被他处决。不过，或许我的负伤使我的清白无罪似乎不讲自明。再不然，也许秘密警察知道，我并无嫌疑。不管怎样，我又成了那个“好阿尔明”，跟那帮“别人”全不一样，除了莫德尔和古德里安以外，几乎比任何其他将领都更受到希特勒的礼遇。这一来，我被迫亲眼目睹了他的一步步没落。直到在柏林地堡中的那个惨痛的结局，每天忍气吞声地听着他对我的同行和我的阶级发出最最下流的恶骂……英译者按：这个密谋者的小团体可以说是具有基斯通警察的本领。他们不断放置一些未能爆炸的炸弹，策划一些自己人犯下错误的行动，而且一般总是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他们是很英勇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复杂而动人的。隆不以他们为然，这种见解在德国并不普遍。我得到的印象是，隆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而感到内疚，因而在表示异议时过甚其词。
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七月二十三日今天，拉姆领着导演这部影片的那个荷兰犹太人在区里察看。电影剧本规定，要在幼儿园拍摄一个大场面。娜塔丽知道他们要来。她告诉我，等两辆汽车驶到时，她紧张得几乎要虚脱了。但是拉姆听到路易斯死了的消息，却丝毫不以为意。“”太不幸啦。那么用一个其他的小家伙吧。“这就是他说的话。”挑一个活泼的，把你的孩子唱的那支法国歌教给他。‘在他看来，这孩子患斑疹伤寒死去是合情合理的事。他没加以安慰，自然也不疑心有他。当然，我们必须等着瞧。他也许还会调查一下。目前，真感到莫大的宽慰。
也许，娜塔丽凄凄惨惨采取的预防措施没一件是必要的：她卧室里放着的路易斯的骨灰瓮，追悼的蜡烛，跟拉比就哀悼程序进行的商议，上会堂去念祈祷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是这些事使她心头平静下来。她用不着装模作样！持续的捉摸不定，使她有点儿支撑不住了。三星期过去，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只有那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以及火葬场的那个听来可怕的提议：叫她出一笔代价去领骨灰。娜塔丽房间里放的也许真是路易斯的骨灰，谁知道呢？当然，我们并不相信，可是这件事自始至终一直太叫人相信了。
（啊呀！这些骨灰究竟是谁的呢？）
战事新闻变得令人鼓舞。人们每天醒来，总急切地探听最新的消息。从党卫军营房偷偷传递进来的德国报纸，大家现在总热切地互相传观，因为这种报纸成了振奋人心的源泉。凡是戈培尔的报刊承认的，一定总是真实的，而新近有些报道使人惊异快乐得两眼放光。德国将领中的一个干部设法想杀死希特勒，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在新闻贫乏的《人民观察报》上看到一篇详细的记载，他们对那个“疯狂的叛徒小集团”沸腾着道义上的愤慨。显然，德国军队的士气正在低落下去。在遥远的太平洋上——又是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消息——我们的海军在攻占马里亚纳群岛时取得了另一场胜利，这使日本进入了美国B－29轰炸机的航程，日本政府倒台了。
同时，疯狂的美化运动狂想曲又在全部上演。排练，修改，兴建更加虚伪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娱乐场：河畔的一片公共“河滩”、露天剧场以及天知道还有些什么别的。这部影片是天赐的一个苟安时期。准备工作需要一个月，拍摄又需要一个月。德国人全力以赴，就象他们对待美化运动那样。倘使柏林正在土崩瓦解的政权中没人想到取消这部影片的话，那么俄国或美国坦克闯进波胡索维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