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使朝鲜转变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基本动力，是日本对朝鲜压力的加强，大清国李鸿章的劝说，以及朝鲜逐渐沦为日本独占势力范围，所引起的对朝鲜社会生活的巨大震动。
从江华条约缔结到l882年，朝鲜的对外贸易一直把持在日本手中，由日本商人输入到朝鲜的商品急剧增加。他们利用无关税贸易、日本国货币在朝鲜开放港内自由流通等特权，迅速地控制了朝鲜的金融，1878年，日本第一银行在釜山设立了分行，在元山、仁川、汉城、木浦、南浦和群山设立了支行与办事处；1881年，日本第十八银行在釜山和元山设立了支行。
通商口岸开放前，在1875年度的朝日贸易额中，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7345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45271元，进出口总额为118721元。在通商口岸开放后，1881年度的朝日贸易领急剧增长，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80600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1148000元，进出口总额为1954000元。这就是说，贸易总额约增长了约26倍，尤其是朝鲜进口商品总额增长了约26倍。虽然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主要处于转卖欧美商品的阶段，但是，无论是欧美商品或是日本商品，这种资本主义商品一经流入朝鲜，都起到了破坏朝鲜封建经济的重炮作用，从而使一直依附于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朝鲜人民的生活日趋贫困。
同时，日本还很快地垄断了朝鲜的对外出口。日本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从朝鲜大量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明显地带有资源掠夺的性质。
综上所述，至80年代初期，朝鲜不仅成为日本和西方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而业成为日本的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产地。
同时，朝鲜开国及其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刺激了朝鲜民族工商的发展。开港后，朝鲜的商业发展迅速，商业资本的积累增加很快。于是，朝鲜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巨商，朝鲜社会中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传统的封建社会近一步解体。
朝鲜经济与国际市场相联系，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信息量，促进了沉睡的人们逐渐觉醒，朝鲜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朝鲜政府开始争取修改不平等朝日条约的免税贸易条款，以维护朝鲜的关税自主权。
同时，日本政治上对朝鲜的影响在步步加强。例如日本通过开展邀请朝鲜绅士访问团和招待修信使外交，在朝鲜社会上层培植亲日势力，派遣日本军人训练朝鲜新式军队——别技军，以控制朝鲜的军队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于增加朝鲜政府各权力机构的亲日倾向。但实际上，日本以奴役朝鲜为目的的政治外交与经济扩张，只能促进朝鲜社会的民族精神，助长朝野中有识之土努力寻找排除日本威胁、争取民族独立的途径。
作为高宗十七年日本开展朝鲜修信使招待外交对象之一的金弘集，则扮演了引导朝鲜国王走向了“以夷制夷”的外交道路，给朝鲜政治外交史以很大影响。
1880年，为解决日韩间仁川开港、禁输米谷与改正海关税则等悬而未决的问题，礼曹参议金弘集率领朝鲜使团离开汉城，抵达东京对日交涉。交涉失败之后，曾多次访问中国驻日公使馆，与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公使参赞官黄遵宪就国际大势、朝鲜的外交政策诸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之后，何如璋命黄遭宪撰写了《朝鲜策略》一书送给金弘集。《朝鲜策略》是清政府内李鸿章、丁日昌与张之洞见解的综合，主旨为，利用欧美诸国对朝鲜的利益均沾政策，抵制俄日两国的侵朝企图。清朝出于一己之私，在《朝助策略》中提出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的路线主张。
明成皇后9（6）
但时金弘集对黄遵宪的见解产生了强烈共鸣，认为朝鲜的锁国制度既然已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开始国交；而且列强的利害也未必—致，痛感朝鲜为本国的和平和利益计，必须确立适当的外交政策。
金弘集回国之后，立即将《朝鲜策略》和自己撰写的《修信使记录》上呈高宗，建议联合列强对抗俄国。高宗为此事召见了重臣，以领议政李最应、左议政金炳国为首的内阁重臣
们全无异议，一致认为依目前国际情势判断，朝鲜孤立已不可能，决定以通交、柔远的方针对付列强。
朝鲜政府派密使东渡日本，请清驻日公使何如璋出面斡旋，与美国通交。何如璋遂访问了美国公使平安，并向美国公使“出示了将由朝鲜提交美国的条约草案”。但是，由于平安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授权，末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