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痹清政府的注意力。他们在中日亲善和好的外衣掩盖下，实现侵略阴谋。
伊藤一行于1885年3月间抵中国，其时，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一时谣言纷纭，都相信日本是乘机要胁，可能提出许多苛刻要求。徐承祖于伊藤起程前给李鸿章的电报，比较能猜透伊藤来华的真正目的：伊藤企图迫使清廷惩办吴兆有、袁世凯等，将竹添的罪责转嫁于中国驻军，并使中国驻朝鲜官员将来不敢轻于开罪日本。至于撤退中国驻军，更是日本最关切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清除日本在朝鲜侵略活动的障碍。
在中国方面，关于惩办在朝武弁一点，清廷自始即认为吴兆有、袁世凯所办并无不合，绝不允日本的要求。后来李鸿章与伊藤对此事责任问题，反定辩论，日本的讹诈没有成功。关于中日撤兵一点，是李、伊天津谈判的中心问题，其影响极为重大。早在“汉城条约”签订后，井上馨就向中国驻日公使提到撤退中日两国驻兵问题，清廷认为中国驻兵朝鲜在保护属国，且经朝鲜王屡请留防，中国在道义上没有撤兵的理由。但是，李鸿章则是主张撤兵的（在日本撤兵的条件下）。之后，李、伊谈判又由撤兵问题谈到了两国共同出兵互相知照。
1885年4月16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其约款如下：
1、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
2、两国均允劝朝解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3、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天津条约解决了“甲申政变”遗留下来的中日之间的问题，矛盾是暂时缓和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李鸿章在《天津条约》中允许日本与中国有共同的派兵权，这就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其有害于朝鲜和中国是极明显的。但是，李鸿章在订约时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并且以此约成功而沾沾自喜。
李鸿章认保持中朝宗藩关系和防备日本或其他国家侵夺朝鲜着眼，极力想保留中国派兵权。这正是当时清朝防治阶级比校普强的见解，因为这个缘故，甚至不惜于给日本同样的派兵权。他们完全不了解，这样无疑于把朝鲜置于中日两国“共同保护”之下，有利于日本侵略。清朝统治阶级对当时情势缺乏正确的认识，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势力因竹添阴谋失败而受挫折，处于不利地位，当时日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采取战争威胁来要求对朝鲜的派兵权，倒是愚蠢的清朝统治阶级亲自把派兵权送到日本军国主义手上来了。
明成皇后13（1）
中日双方在不通知当事国朝鲜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签订了《天津条约》。消息传到朝鲜，闵妃、高宗以及朝廷大臣们，都慌了神。当时的朝鲜政府只是凭借外力维护自身的权力，依赖清军的协助，几次从危机中度过，闵氏政府对清军的信赖有如神坻一般。但是大清国军队依据《天津条约》就要从朝鲜撤守了，闵妃一派怎能不感到慌张呢？心慌之余，闵妃等也感到愤怒，一种被最信赖的人抛弃的耻辱。
闵妃和高宗商量，急忙召集朝廷大臣，针对这个问题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领议政金弘集、左议政闵泳翊等。由中国派来整理关税的德人穆麟德，此时已获得了高宗、闵妃的信任，兼办外交事务，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高宗语气悲痛的说：
“我们到目前为止，只信赖宗主国大清国来维持国家，但是，大清国抛弃我们，即将撤离军队。这件事可怎么才好？”
朝廷大臣没有一个人答得出话来。
闵妃也非常担心的附和道：
“大清国军队退出的话，日本一定会乘机进来，这样的话开化党会再次执政，结果是什么，不用本宫赘言了。”
不管国家命运如何变化，闵妃只担心自己的权力与身家性命。
领议政金弘集叹了口气，禀告：
“启禀王上，清军一旦退出，在日本国内保护着的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就会被日本人抬出来，国家必将大乱，这是毫无疑问的。”
闵妃语气悲痛，但坚定的说：
“无论如何不能让开化党再次夺走政权。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很难阻止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