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未光复的州县，统一全省政令。
北洋新军第二镇原已奉命南下增援，加入“讨贼第二军”，由陕甘总督升允约束，但该镇乘火车抵达河南郑州后即顿兵不进，并占领黄河铁桥，截断京汉铁路交通，由于第二镇原任统制官王英楷因为王占元和卢永祥通电的事已被清廷罢斥，现任署理统制官、天津镇总兵官张怀芝在郑州发出通电，响应第二军，敦促清廷早日立宪，拥戴袁世凯为“摄政大臣”，主持一切政务，随后亲率步兵一标乘车北上，“哭谏”袁世凯出山视事。
奉命南下山东的北洋第六镇走到直鲁交界处的德州后即顿兵不进，全军鼓噪，赶走了统制官、广东潮州镇总兵赵国贤，稍后，福建汀州总兵、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段祺瑞单骑入营，不费吹灰之力接管该镇，随即指挥部队占领城郊的北洋机器制造局，次日即率军调头北返，在天津非武装区附近停止前进，向天津各国领事递交照会，宣布对清廷实施“兵谏”，随后于天津英租界拍发通电，敦促清廷实现君主立宪，拥戴袁世凯为“摄政大臣”，并立即派人前往租界，护送袁世凯前往直隶总督衙门视事。
袁世凯一身缟素，在幕僚的簇拥下步入总督衙门，在痛斥了段祺瑞等人的狂悖举动之后，又跪在光绪皇帝的神位哭了半个小时，然后“无可奈何”的被众人裹挟上位，南面而坐，随即向清廷拍发了一封敦促君主立宪、实现责任内阁的电报，正式开始了他“摄政大臣”的生涯。
次日，“摄政大臣公署”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设立，随后，袁世凯以“一介布衣”的名义拍发通电，号召南北弥兵，共建宪政，由于这一天正好是公元1909年1月1日，因此，该通电被西方人称为“新年通电”。
至此，北洋新军六镇中，只有第一镇还在清廷掌握之中，但该镇中夹杂着一个标的汉人步兵，军心不稳，再加上列强驻扎京津沿线的部队封锁道路，大沽也被宣布为“中立区”，停泊在大沽的清军军舰被列强舰队监视停泊，使得清军无法南下进攻天津，只能龟缩在京城内外，拱卫国都。
眼花缭乱的通电中，全国一时鸦雀无声，惊愕中的臣民这才意识到，改朝换代似乎就在眼前了。
公元1909年1月2日，东南数省的立宪派代表齐集上海公共租界，在“状元实业家”张謇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国绅商促宪大会”，当天即拍发通电，敦促清廷立即实现宪政，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立宪会”也在这一天正式成立，张謇被推举为会长，远在湖北的黎元洪则被推举为副会长，各地立宪分会纷纷开始筹备，立宪派头面人物也开始拍发通电赞同君宪。
看到缙绅们抢在了自己前头，大清国的封疆大吏们也急忙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在曹锟领兵“拜访”之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联合曹锟于1月2日拍发通电，宣布“保境安民”，从当天起，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不再直接接受京城朝令，唯天津“摄政大臣公署”马首是瞻，所有朝令未经袁世凯副署一律视为无效，在清廷实现立宪之前，三省的税款一律截留。
河南巡抚吴重熹在北洋军第二镇的炮口下宣布河南“自治”，成立“自治会”，奉袁世凯为会长。
安徽巡抚朱家保在“收复”省垣安庆后便一直坐镇于此，指挥部队围攻熊成基占据的庐州，此时也宣布单方面停火，虽未撤围，但也没有继续进攻，并劝说毅军统领姜桂题一同停火，两人联名拍发通电，宣布服从“摄政大臣公署”发出的一切政令，敦促清廷立宪，并恳请清廷废除旗人特权。
本已被关在牢里的原直隶总督杨士骧被北洋军从牢里提出，套上岑春煊的官袍后被军人拥入直隶总督衙门，站在袁世凯的身边宣布直隶“自治”，成立“自治会”，拥戴袁世凯为会长。
至于清廷任命的直隶总督岑春煊，则在段祺瑞率兵挺进天津的时候便已化装逃跑，躲入天津英国租界，但随即便被租界当局驱逐，只好再躲到德国、法国租界，最后以“国事犯”的名义在日本租界安顿下来，一路抱头鼠窜，好不狼狈。
并非所有的封疆大吏都是不忠不义的乱臣，就在各省汉官纷纷宣布“自治”的同时，旗人官员则高举“勤王”大旗，开始了反击：
“讨贼第二军”统帅、“钦命提督军务大臣”、陕甘总督升允本已在信阳发布讨贼檄文，但尚未来得及部署进攻武汉战略，猝闻袁世凯造反，当天即于信阳发布讨逆檄文，誓师勤王，试图回援直隶，但由于京汉铁路被北洋第二镇截断，清军顿兵于信阳，进退失倨，北有北洋强兵，南有共和军北伐先遣队，粮道被断，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