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清廷的苛捐杂税多被废除，但军政府并非不收税，对于胆敢偷税的奸商也严惩不贷，轻则罚款，重则抄家，毫不含糊，于是商人们也规矩了许多，甚至都不敢贿赂税务官，否则，也可能被抄家，至于税务官，完全屏弃了以前的那些“厘头”、“捐霸”，这清廉程度也不是前清时候可以比的。
至于前清厘捐局里的那些厘头、捐霸，则已成为军政府重点打击对象，从他们那里夺回的“民脂民膏”极大的缓解了军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也使整个吏治为之一新。
革命之后，整个气象涣然一新，这都要感谢那位总司令。
现在，总司令正在汉阳城的军政府办公区审议全省清理财政报告。
虽然现在的省垣仍是武昌城，但军政府的实际办公地点却是在汉阳城里，武昌城里只有一个省议院，其它的政府部门都在汉阳，而且按照总司令的命令，这些部门的办公地点都集中在一处，这是赵北从后世学来的经验，如此安排，不仅可以就近监督，而且也方便国民办事，不必为了办一件事而跑来跑去，政府部门也无法推委扯皮，办公效率大大提高。
军政府办公区就位于府台衙门前的街边，原是一些官吏经营的店铺，被共和军接管，现在改成了办公场所。
军政府下辖“军政部”和“民政部”两大部，均设一个总长和两个次长。军政部下分设参谋处、后勤处、军法处等部门，赵北任军政总长，两个次长一个是蓝天蔚，另一个是还在岳州的吴振汉，民政部分得更细，内政处、外交处、教育处、财政处、司法处、工商处等等，民政总长也由赵北兼任，两个次长一个是黎元洪，另一个是汤化龙，不过汤化龙已经动身去上海参加南北和平会议去了，现在的次长一职实际上由政宣委干事长张激扬署理。至于各处处长，全是赵北任命，基本上是量才施用，而不论其背景如何，因此，同盟会、光复会、立宪派都分了一杯羹，倒也没有什么怨言，只有财政处处长由赵北兼任，亲自掌管最重要的财权。
湖北全省光复之后，各地政权落入民军民党手中，这些人大多奉共和军政府为谋主，声称服从军政府调遣，但实际上多是各自为政，尤其是军权和财权，都不愿意交出，对于这种情况，赵北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之机，一声令下，共和军和革命卫队分兵四出，以激烈的手段迅速接管了地方政权，抗拒的“民军首领”不是被杀就是逃跑，剩下的人见事不妙，只好乖乖的交出军权和财权，全省军政总算是完成了统一，只有偏远府县尚无暇顾及。
政令统一之后，财政清理小组纷纷派了下去，迅速整理当地的财政，并将结果一一汇总上来，由财政处进行统计，这件事纷繁复杂，前后用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才算基本上有了个眉目。
经过统计，现在湖北全省可以供军政府动用的官款大约为二千万两库平银，折合成银圆就是近三千万圆，如果把那些准备出售给私人的官办民用企业也算上去的话，军政府能够掌握的现金将更多，再加上从江西一路杀到湖北时捞到的那些“浮财”，数目相当可观。
这些现金看上去很充裕，但仔细一算，仍有些捉襟见肘，因为这些钱并非全是财政赢余。现在虽然没有大的战事，但各地仍有小股顽固势力武装反抗军政府，而且兵乱方息，各地土匪蜂起，进剿土匪需要银子，安置流民需要银子，发放军饷、官饷也需要银子，兵工厂购买原料需要银子，马上就开春，必须抢在春汛之前加固堤坝，这也需要银子，而且还要继续对湖南和河南的革命武装提供支援，这也需要军政府的银子……这里消耗一点，那里消耗一点，这几千万圆也仅仅只能勉强维持，要想稳固湖北根据地，不仅要节流，更要开源，如果不是借不到洋债的话，赵北可能已经去和外国银行谈判了。
清廷新政以来，已出现了“国家税”和“地方税”的概念，这本是军政府最可靠的收入来源，但问题在于，这其中的“国家税”一项有很大一部分权力掌握在外国手中，就拿盐税和海关税来说，这两个税种就承担着“庚子赔款”的担保义务，每年征去的税金扣除应该交给各国的部分之后，剩下的才归清廷支配，这个就叫做“盐余”、“关余”。
革命军兴之后，列强实际上已经截留了全部关余，沿海盐场征收上来的盐余也被截留，只有四川的井盐鞭长莫及，不过那个财源现在掌握在满清顽固派手里，革命军政府暂时也得不到。
为了开源截流，湖北军政府可谓搅尽脑汁，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增加税率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只能另想办法。
发行债券的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