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先锋报馆”，发行的报纸叫做《先锋日报》，负责人是詹大悲，湖北圻春人，字质存，是个年仅二十一岁的青年，虽然没人知道赵总司令为何如此重用这个年轻人，但很显然的一个事实是，这位詹主笔没有辜负重托，在短短几天里就将第一份纯白话文的报纸印刷了出来，并很快销售一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让人颇感兴趣的是，第一期的《先锋日报》上刊载了一篇未署名的短篇白话文小说，叫《阿Q正传》，以讲故事的形式讽刺了那些游手好闲的游民，在某些方面揭露了革命军中良莠不齐的现状，这篇故事在遗老遗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借此攻击革命军队，污蔑其为“痞子军”、“无赖军”，这当然引起了反击，过了几天，《先锋日报》又出现了一篇新的短篇小说，叫《孔乙己》，也同样以辛辣的笔锋讽刺了那帮以“名士”、“圣人门徒”自居的遗老遗少，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遗老遗少和新青年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见解，反对的、支持的战成一团，难分难解，使得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以其强烈的火药味迅速蔓延到全国。
新旧两种文化激烈的碰撞在一起，各种理论学说纷纷出笼，街头的“文明戏”每天都在上演，就在人们目不暇接的时候，共和军总司令赵北却已经转移阵地，回到了军事上，干回他的老本行去了。
经过参谋部全体军官的努力，共和军的整编已经基本完成，五个步兵师取得了番号，补充了装备，一个独立骑兵旅也组建完成，虽然步枪是万国造，火炮不足，战马也多是南方的小矮马，但部队士气高涨，而且由于清除了那些混进革命队伍的渣滓，部队变得更有革命性了，在这些部队里，每一个连都有两名时政宣讲员，他们在宣讲革命道理和时政的同时，也负责对官兵进行文化辅导，按照每天学习五个汉字的速度扫除文盲。
后勤方面，汉阳兵工厂得到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得以扩大生产，再加上推行了新的计件工资制度以及学徒制度，使得工作效率提高，不仅使步枪的产量恢复到了战前水平，每日可造“汉阳造”步枪四十杆，而且也重新开启了炮弹生产车间，共和军的炮兵部队不必再为炮弹的来源发愁了，由于从外国走私商手里取得了优质钢管，重型迫击炮也提高了产量，不仅可以保证共和军的供应，而且已开始向河南的奋进会武装少量提供了。
兵强马壮之后，共和军的海军部队就发起了一场小型的两栖登陆战，趁着大雾弥漫的天气，掩护陆军一个旅和两个特战营攻占了入川门户夔门，将四川总督赵尔巽布置的两个炮台全部拿下，控制了这一险要地段，入川的门户已经敞开，只要总司令愿意，共和军随时都可以向四川发动进攻。
整个四川顿时一片鸡飞狗跳，赵尔巽慌忙召集军队，试图夺回夔门，但数次强攻均以惨败收场，共和军则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前锋部队已推进至奉节一线，川鄂大战几有一触即发之势，使得全国注意力转到四川，面对列强的质问、袁世凯的担忧，以及南方革命势力的试探通电，赵北拍发通电，宣布此次军事行动是为策应南北和谈，只要伪清总督赵尔巽宣布支持和谈，共和军立即停止进攻。
自从袁世凯“兵谏”之后，伪清四川总督赵尔巽的立场一直在摇摆不定，虽然没有派兵向外省的革命力量发动进攻，但是却拍发通电，扬言东征，同时与立场顽固的云贵总督锡良、陕甘总督升允加紧勾结，使得四川成为连接西北、西南两个方向顽固势力的重要枢纽，对此局面感到担忧的可不止是革命党人，北方的袁世凯也同样忧心忡忡，奈何北洋军力主要集中在北方和两江一带，无法抽调兵力西进，虽然湖北革命军有力量西进，但袁世凯又担心川鄂两省都落入革命党手里，所以也迟迟没有发布征讨令。
现在，湖北的共和军果然开始了单方面行动，攻击四川的意图非常明显，但袁摄政却没有办法阻止，只能拍发通电呼吁“和平”。
川东战局急转直下，赵尔巽只好将重兵集结于夔州府一带，阻止共和军西进，同时拍发电报，向邻省清廷封疆大吏求援，陕甘总督升允本打算派兵赴川，但一听说盘踞豫西南的奋进会武装正在向潼关挺进，就放弃了援川行动，转而固守潼关，只有云贵总督锡良派兵两千增援四川，但走到贵州遵义就停步不前，借口筹集粮草，顿兵不进。
正当赵尔巽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时，共和军的信使却拿着赵总司令的信赶到了夔州府，主动寻求停战，但有一个条件：必须解除对湖北、湖南的食盐禁售政策，“川盐济楚”，同时必须将食盐销售价格降低一半，由共和军政府统一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