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的人不是狂人又是什么？
为了弄清楚这位远东狂人到底有多么疯狂，外国记者纷纷购买火车票、船票，从四面八方赶到武汉，想认真的探究一下这位共和军的总司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否真如传闻中的那样，是一个土匪头子般的革命首领？
不必置疑，英国首相先生的那番沙文主义的演讲不仅没有吓住这位总司令，反而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他的风头已经盖过了北方的袁世凯大总统。
根据估计，现在的在华外国记者中，至少有一大半人都在武汉，或者正在赶往武汉的路上，各大报纸也都连篇累牍的对蕲州事变进行跟踪报道，支持英国立场的报纸努力寻找着对共和军不利的证据，反对英国立场的报纸则努力寻找着对英国不利的证据，但不管哪一方的报纸，它们的报道总是离不开共和军的那位灵魂人物。
“总司令”这个词已成了整个中国乃至远东新闻的焦点，中英之间的纷争是第二焦点，至于挑起蕲州事变的日本人，反而成了陪衬，只有美国报纸仍在拿日本人的野蛮做文章。
作为《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莫理循也在第一时间动身南下，乘火车来到武汉，住进了这家小旅馆，以一个普通记者的身份观察着这里的一举一动，试图找出共和军对英强硬态度的来源。
经过两天的仔细观察，莫理循很快得出结论：共和军的总司令赵北绝不是一个疯子，他治理下的湖北虽然还看不到经济的繁荣景象，但是，他所制定的那些新政措施已很好的说明了一切，从地方自治到清理厘金，从修理堤防到整顿社会秩序，这些措施不是一个疯子可以想得到的，而且，那些活动于乡村的“武装工作队”和活跃在军队、社会上的“时政宣讲员”更是神来之笔，莫理循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近五年的外国人，莫理循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曾经认真审视过这个国家的幽暗角落，他发现这个国家的落后根源于乡村的落后，那种落后是全方位的，要想拯救这个国家，就必须先拯救它的乡村，但遗憾的是，除了赵北之外，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北方的袁世凯还是南方的革命派，他们都一致认为只要乡绅们投身实业和洋务，就能拯救自己的祖国，只要取得洋人支持，就能使这个国家走向富强，所以，他们注定要仰人鼻息，当洋人发怒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跪下求饶的时候，想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找到了共和军强硬态度的原因。
或许这就是那位“远东狂人”胆敢横挑英国的信心所在，因为他并不仰仗洋人，或许他需要洋人的帮助，但这并不代表他会跪在洋人面前乞讨，他的信念只有一个：力量来自国民，自信来自自尊！
但仅靠自尊和那些衣衫褴褛的百姓，真能使这个垂危的国家重新振作吗？对此，莫理循持谨慎悲观态度，毕竟，这个国家已经落后得太远了，除非发生奇迹，否则，它将继续落后下去，直到世界旧秩序重新洗牌的那一天，或许会有人来拯救它的。
“可怜的人们，但愿你们真能拿到那些微薄的报酬，至少可以使你们看上去不那么面黄肌瘦。”
站在窗前，莫理循以白人的高傲俯视着那些示威的中国人，将手里的那支雪茄摁灭在窗台上，然后走回书桌，坐在椅子上，继续着那篇修改了一夜的新闻稿。
“……作为一个缺乏政治眼光的首相，阿斯奎斯先生显然在不恰当的时候发表了一通不恰当的演讲，它使大英帝国的光辉形象蒙受了一点灰尘，虽然这点灰尘对大英帝国来讲不值一提，但谁能保证阿斯奎斯先生能将那点灰尘清扫出去呢？毕竟，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前任财政大臣，他所擅长的只是财政问题，他甚至不了解《英日同盟》条约的适用范围，他之所以当上首相，只不过是因为班纳曼首相的不幸去世，而并不是因为他得到了臣民的信任，作为自由党中的著名温和派，阿斯奎斯先生这一次的强硬表演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或许，他的本意只是为了向党内的激进派表明自己的立场，以便稳住首相的位子，而并不是真的打算派兵到远东干涉革命，否则的话，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要突然转变温和的立场。
作为一个中国通，我可以很肯定的说，现在的中国革命绝不是一次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狂飙突进的新式革命，它与奥斯曼帝国爆发的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均由外国的蛮横引起，而且都是由军人主导的。
值得注意的是，主持这次革命的灵魂人物既不是前满清大臣袁世凯先生，也不是南方革命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博士，而是湖北都督赵北将军，从革命一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