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戴姆勒又制造出了一辆四轮内燃机车，同一年，另一个德国人、钳工出身的卡尔。本茨也制造出了一辆三轮内燃机车，并申请了专利，和戴姆勒一样，他也立刻成立了自己的汽车公司，命名为“奔驰”……
就在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发明创造中，人类迎来了汽车时代。
如果从摩托车发明的1883年算起的话，到公元1909年，人类进入汽车时代已经二十六个年头了，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作为殖民时代被殖民的一个弱国，中国也不可避免的被洋人拉入了汽车时代。
早在1901年，大清王朝的权臣袁世凯就从德国进口了一辆奔驰轿车，作为讨好慈禧太后的礼物送进了紫禁城，一来是安抚一下庚子年仓皇逃离京城的太后，二来也是向太后展示一下洋人的手段，好叫太后知道，洋人除了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之外，还有更让人惊讶的玩意，大清要想不完蛋，就必须行洋务，立新政，讨洋人欢心。
只可惜，袁世凯的苦心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在那高墙重锁的宫禁之中，这辆代表着这个时代最先进生产力的工业品仅仅只开动了一次，然后就被永久的锁进了内务府的仓库，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辆轿车的司机无法在跪着开车的同时保证慈禧太后的安全，所以，为了避免召来杀身之祸，这个司机在载着太后试驾了一次之后，立刻就不辞而别，逃之夭夭了，没有了司机，这辆轿车就再也动弹不了，而在得知司机逃走的原因之后，满朝文武大员也识趣的闭上了嘴，就连袁世凯也不敢再提汽车的事情了。
司机是留着辫子的中国人，是这个国家里那四万万被统治者中的一员，他的恐惧可以理解，因为只需要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他和他家人的命运就可以被轻易改变，这个古老的东方上国自古以来就是由“天子”说了算，从来就没有“法治”一说，君主仅凭个人的喜怒和心情便可以决定一个草民的命运，“草民”，草芥之民，本来就只是一个代号，“天子”，替天行道，无论是杀几个草民还是改变一下国家的前进方向，都是理直气壮的。
作为统治大清王朝的实际君主，慈禧太后理直气壮的命令司机跪着开车，甚至不需要她亲自开口，自然有身边的近侍代劳，当她高高在上坐在真皮座椅上看着那个跪在她跟前战战兢兢的开车的司机的时候，内心却依然愤怒：无君无上的洋人就是不懂规矩，司机怎么能坐在皇上前头呢？这是大逆不道啊。
怕犯“逆案”而举家逃亡的司机当然不知道，司机的位置在前或是在后根本不是关键问题，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关键问题还在于那个“规矩”，那个规矩叫做“三纲五常”，它不仅规定了君臣的地位，同时也规定了中国与外国的地位，虽然大清王朝实际已经成了洋人的收税机器，但朝廷的体面、架子还是不能放下，袁世凯要搞新政，要搞君主立宪，这当然可以，但是必须等到慈禧太后晏驾之后，因为这位太后绝不能容忍在她活着的时候看到有什么东西能够凌驾于皇权之上。
这个可以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东西叫做“宪法”，有了这个东西，草民就不必再害怕来自“天子”或是君主的残害，有了这个东西，就连皇帝陛下做事也得规规矩矩，而这个东西，也正是洋人说的那根“可以将至高无上的皇权捆住”的绳索。
凭借一部宪法就能控制皇权？对于这一点，慈禧太后想不明白，那班旗人亲贵也想不明白，他们只知道，只要办好了新军，办好了洋务，这天下就还是旗人的天下！
这些尸位素餐的大人物们当然不会明白，宪法只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规矩，而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规矩却是人心，当人心潜移默化的归拢到一起的时候，就是草民的觉醒，就是草民的暴力。
宪法就是契约，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这个契约，而这个契约却是建立在草民的暴力之上，谁不遵守契约，谁就将遭到暴力，无论是英国的革命还是法国的大革命，都用铁和血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一点，大清王朝的王公贵族们没有看到，但那些“乱臣贼子”们却看到了，当他们发现君主立宪的道路走不通之后，便再次祭起了这面铁血的大旗。
于是有了安庆马炮营起义，有了“戊申革命”，有了赵北的共和军，有了袁世凯的“新年通电”……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暴力，但这种暴力偏偏无可或缺，或许这就是人类的劣根性表现之一？不展示一下己方的暴力，对方就不会主动妥协。
大清王朝是暴力集团，革命军队也是暴力集团，两个暴力集团的决斗将最终决定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命运，虽然阻挡历史前进的满清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