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支持，任何商人都是站不住脚的，邹廷弼投靠北洋势力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北洋集团掌握着交通银行、大清银行，无论如何是看不上一家资本金只有一百万圆的小银行的，只有共和军、只有赵北赵司令才将信诚银行当成宝贝一样看待，如果再失去这个有力的臂助，一旦形势有变，邹廷弼就会成为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如今的乱局中，盯上信诚银行的大有人在，邹廷弼不得不寻找靠山。
所以，必须采取措施挽回局面，重新得到总司令的信任和支持。
写信解释是不行的，邹廷弼决定还是亲自走一趟，于是在略做安排之后，带上几个家人，捧着一份详细的银行发展计划，登上一艘当天起航的客轮，前往武汉拜会赵北。
前甲板上的乘客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熟人谈天说地，陌生人也互相套着近乎，作为一个交游颇广的成功商人，邹廷弼也不例外，他正站在一根通风管旁，与一个武汉商人谈得正酣。
那个武汉商人名叫黄瀚丞，字训典，是武汉著名拆货店“黄志成”的东家，而且也是汉口咸宁同乡会的会首，与蔡同泰的蔡辅卿、张万顺的张熙初、葆和祥的毛树棠并称“咸宁四大财主”。
说起“黄志成”，不仅在武汉本地大名鼎鼎，便是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等地的小商贩也知道这家老铺，往往长途跋涉，委托船户从武汉“黄志成”老店进货。
所谓“拆货店”，就是二级批发店，由于大批发店不做零售生意，小商小贩无法直接进货，于是拆货店应运而生，这些店铺从大批发店购进大件杂货，拆散了出售，顾客除了小商小贩之外，还包括附近的居民。经营这种店铺，需要的本钱不少，但利润不大，讲究得就是一个“薄利多销”、“快速周转”，黄瀚丞经营拆货店已有近二十年，算是同业中的佼佼者，“黄志成”最鼎盛的时候，其一天的营业额就达白银万两，还曾短暂兼营过长江航运业，实力之雄厚，可算是这个时代中国本土批发业的翘楚。
不过时过境迁，庚子年后，随着外国批发商、零售商的大举入侵，“黄志成”已显出疲态，陈旧的经营理念、同行的互相拆台以及黄氏一族的奢华生活，已使“黄志成”步履维艰，去年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好不容易将房产抵押给浙江商帮，筹集了一笔资金，准备扩大经营范围，但没曾想“戊申革命”爆发，共和军在汉口与清军激烈交战，炮火不长眼，“黄志成”最大的一座堆栈被炮弹命中，存放的全部货物化为灰烬，遭此致命一击，“黄志成”顿时有一蹶不振之虞。
无奈之下，黄瀚丞只得再次求助于钱庄，但由于战乱不息，共和军又与日本舰队发生武装冲突，赵北发出“春分通电”，进一步增加了湖北政局的不稳，实力雄厚的江浙商帮只得暂时退回江浙一带，观望局势发展，不再向湖北商人提供大笔贷款，所以，当黄瀚丞带着帐房赶往江浙时便吃了闭门羹，江浙商帮拒绝伸出援手。
黄瀚丞垂头丧气的从江南乘船返回武汉，在“牛津”号前甲板乘凉时遇见了同乘一船的邹廷弼，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并很快将话题集中到了汉冶萍公司的扩股之事上。
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准备扩股的新闻前几日已经登载在了各大报纸上，扩股的细则、股东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董事会的组建等诸多细节均一一详细列明，邹廷弼在登船之前就从《申报》得知了这个消息，此次武汉之行，他的一个次要目的就是实地勘察一下汉冶萍公司下属的钢铁厂和煤矿，如果确实有发展潜力的话，他也打算入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今后的实业发展方向就是金融业和重工业了。
至于黄瀚丞，虽想入股，但由于缺乏流动资金，只能望洋兴叹，当得知邹廷弼是银行家后，他的心思才活络起来，旁敲侧击的向邹廷弼探听贷款事宜。以前他思想守旧，贷款时首先是考虑旧式钱庄、票号，但此次在江浙碰壁，让他幡然醒悟，意识到银行才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和钱庄比起来，银行不关心贷款方是何方神圣，只要贷款有利可图，就会进行投资。
对于黄瀚丞的贷款意向，邹廷弼并未一口答应，毕竟他也清楚，由于得罪了日本政府，湖北局势发展不明，而且现在袁世凯的中枢政府打算裁军，与南方实力派矛盾加深，“南北冲突”未必只是洋人报纸的揣测，万一到时候武汉再次发生战斗，“黄志成”或许就会彻底的倒下，那样一来，银行贷款就算是烂在里头了。
不过金融业向来就是风险与机遇共存，不然的话，邹廷弼也不会亲自赶往武汉拜会总司令了，因为在他看来，即使南北之间发生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