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地区）、山北藏族自治区（原西藏阿里地区与日喀则地区）、山南直辖市（西藏山南地区、林芝的米林与墨脱县、以及收复的藏南地区）、西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库尔市与鄂尔多斯市部分地区）、呼伦贝尔直辖市（呼伦贝尔市与兴安盟）、甘北省（酒泉市、张掖市、金昌市与武威市）、川西自治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川直辖市（达州市、巴中市、南充市与广安市）、北部省（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齐齐哈尔市、与伊春市）、西南自治区（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市、临沧市、怒江傈傈族自治区与攀枝花市、凉山彝族自治州区）、辽东直辖市（大连市、营口市、鞍山市与丹东市）、山黄直辖市（威海市、烟台市与青岛市）、苏北直辖市（徐州市、连云港市、宿迁市、淮安市与盐城市），福南直辖市（龙岩市、漳州市、厦门市与泉州市），行政区划变更的有吉林省、湖北省、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江西省、浙江省与河北省。
此次改革，不但使省级行政区划变得更小，还对全国经济布局做了全面调整。
将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多人少的自治区分化划成多个省级行政区，新增几个面向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孟加拉国、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朝鲜等邻国的直辖市，非常有助于增进边境贸易，加强共和国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将沿海发达地区的副省级城市设为直辖市、比如辽东直辖市、山黄直辖市、苏北直辖市、福南直辖市，能够更加有效的发挥如同大连、青岛、厦门等特大城市与发达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较落后或者较偏远地区设立新的省级行政区，比如东川直辖市、苏北直辖市，能够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改革。
随着省级行政区划数量增加，权力必然分散，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权力，使地方政府难以抵制中央政府的改革政策。
2032年初，换届选举之后，王元庆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除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县级基层代表普选之外，还在辽东、河北、山东、山黄、苏北、江苏、上海、淅江、福建、福南、广东、广西、东川与重庆等14个省级行政区进行“县级基层政府直选”试点工作，即由县级代表大会选举代替上级任命，直接产生县级政府。
改革走到这一步，已经势不可挡。
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政治改革才触动了地方官员的核心利益。
县级代表由公民直接选举，再由公民选举的代表选择政府官员。如此一来，县级政府的负责对象不再是上一级政府，而是投其选票的代表与选择代表的公民。改变了政府的责任对象之后，政府官员的任命不再完全由上级政府决定，而是由公民决定。虽然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比如县级政府官员要想获得升迁，仍然需要上级政府官员的提拔，但是县级政府官员要想获得支持，必须为选择他们的公民负责。
按照外界的预测，王元庆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在他第二届任期结束之前，肯定会在全国推广“县级基层政府直选”，并且在省市一级政府推行“代表直选”。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前进，政治改革不可能在王元庆任期内完成，至少中央一级的改革行动要由下一任国家元首完成。
王元庆的举措再次超出了外界的预测。
2033年初，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了元首提交的《代表薪酬管理法》，正式明确了代表作为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身份，开始推广“全职代表”。
这项改革引起很大的争议，只是真正反对的人并不多。
随着国家法制进程加快，作为立法机构的全体代表大会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代表的议程安排也越来越繁杂，如果仍然采用以往的方式，代表临时参加立法与审议工作，肯定无法保证工作效率，也就无法更有效的推进法制建设。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代表脱产，成为专职的立法与审议人员，替选举他们的公民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
讨论得最多的问题，还是代表队伍过于庞大。
从基层到中央，代表总数超过30万。按照同级别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计算，每年的薪酬总额在450亿到500亿之间，暂且不论这开支是否会增加税收负担，有必要让如此多的代表脱产吗？
王元庆早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有实现在中央与省级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