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的是，王元庆在政府问题上的态度也很古怪。
按理说，政府在战争爆发后进入战争状态没有任何问题，即便这场战争的根本性质不是保家卫国，也不是收复失地，可是共和国军队是主要参与者，从军事角度讲，政府越快进入战争状态，军队的压力就越小，为战争付出的代价也越小。虽然受到法律限制，但是王元庆完全可以以元首身份要求政府在某些方面为战争服务。
王元庆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强硬，一切以全体代表大会的授权为准。
如果说顾卫民与颜靖宇不明白王元庆的意思，那肯定是骗人的。
政治改革搞了这么多年，王元庆所做的一切，都是将共和国建设成法制社会，用法律约束对包括国家元首与中央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力，最终通过法律将国家的权力归还给组成国家的每一个公民。如此一来，只有加强全体代表大会作为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才能达到目的。
只是在顾卫民与颜靖宇看来，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取特殊手段。
问题也在这里。
应该在特殊时期采取特殊手段吗？
可以说，这是这些年来，共和国司法学术界争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
首先是“特殊时期”如何界定。战争是特殊时期，那么其他情况算不算特殊时期，以及什么情况算特殊时期。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前面的所有工作都等于没有做，因为国家元首随时可以宣布共和国进入特殊时期，从而获得难以想像的巨大权力，让政治改革的成功化为泡影。
其次是“特殊手段”无法确定。授予元首战争权力是特殊手段，那么其他方式算不算特殊手段，以及什么方式算特殊手段。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国家元首就可以把任何方式当作特殊手段使用。
毫无疑问，王元庆不想开这个先例，不想破坏亲手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
从实际情况出发，只有一种情况能让共和国进入“特殊时期”，那就是共和国遭到武装侵略，被迫进行反侵略战争。也只有一种方式可算得上是“特殊手段”，那就是为了保卫国家所进行的战争。
要将这一点确定下来，并不容易，光是立法就有很多工作要做。
王元庆此时的所作所为，也反应出了他对未来的某种担忧。
不得不承认，直到王元庆出任国家元首，共和国非常幸运，至少在21世纪前面几十年非常幸运，哪怕王元庆选定的接班人能率领共和国继续前进，也没人能够保证在此之后，共和国的每一任国家元首都能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人格不能保证，只能通过制度、也就是法律去约束国家元首。作为变革的发起者，如果连王元庆都不尊重与遵守法律，怎么能够指望今后的国家领导人尊重与遵守法律呢？
顾卫民与颜靖宇都知道，王元庆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争论开始后，气氛就有点紧张。
顾卫民还好说，与王元庆认识这么多年，早就习惯顺着王元庆的意思做事，既然王元庆坚持要在全体代表大会授权之后采取行动，他也没有表示反对。实际上也没什么麻烦，只要向全体代表大会提出决议，肯定会获得通过。晚几天让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印度还没有主动扩大战争规模，所以晚几天向印度宣战，也不会对军事行动产生负面影响。
相对而言，颜靖宇就有点不好对付了。
虽然刚进中央，颜靖宇在国务院的根基还不是很雄厚，但是他有非常鲜明的个性，那就是与王元庆一样，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按照颜靖宇的说法，早一天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就能少一分损失。
为了说服王元庆，颜靖宇还带来了一份厚达数百页的资料。
从这也能看出，颜靖宇非常注重做出决策的依据。
如果战争按照王元庆的设想发展下去，印度战争的规模不但不会比日本战争小，反而会随着地面部队参战，远远超过日本战争。关键就是地面作战行动，海上作战与空中作战对共和国的影响不是很大，而难以避免重大伤亡的地面战斗肯定会对共和国产生影响。根据半岛战争的教“当伤亡数字官兵超过4位数，政府就得考虑战争对共和国社会局势产生的负面影响。
颜靖宇拿出的证据很有说服力，观点也很明确。
越快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伤亡官兵就越少，伤亡带来的影响也越小。
为此，颜靖宇还根据国务院几个部门提交的报告，做了粗略估计。按照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