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上保障共和国的利益最理想的方法，仍然是通过扶持亲华政权来控制印度，而不是肢解印度。
第二个办法看似理想，实施操作起来却有很多问题。别的不说，扶持新政权，必须为新政权提供地点，而最理想，也最有说服力的地点肯定是新德里。虽然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成立新政权，但是从外交上看，要想让印度新政权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就得占领新德里，把新德里设为新政权的首都。这样做，至少在形式上使新政权获得正统地位，逃到南面去的老政权则变成了流亡政府。
占领新德里，谈何容易？
按照裴承毅的计划，打不打新德里都是个问题。
当然，王元庆非常清楚裴承毅的政治头脑，虽然在第一天晚上没有明白过来，但是以裴承毅的目光，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肯定会把攻打新德里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甚至有可能先打新德里，再转向南下。
即便如此，问题仍然比较棘手。
按照王元庆的估计，就算在10月之前占领新德里，然后让新政权上台，同时着手组建与培训“印度新军”，到2036年春节，最多武装一支人数不超过10万的军队，而且很有可能是一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准军事部队。靠这样的部队，肯定无法控制整个印度。要想稳住印度的国内局势，至少需要50万“新军”。毫无疑问，培训肯定会持续到2036年底。新军担不起重任，共和国的作战部队还得留在前线。果真如此的话，在2036年初结束战争又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政治家，王元庆不会像军人那样思考问题。
实际上，以军人的手段，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也不难，只是得更加深入的权衡利弊。
以王元庆的战略眼光，他不可能不知道如何解决。说到底，解决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在战争结束后，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民主政权，把印度的还给印度，共和国尽量不要干预印度内政，由印度人决定印度的未来。
虽然这也是必须走的一步，但是早走与晚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按照王元庆最初的想法，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肯定要以人道主义援助、战后重建等等名义在印度推行军管政策，等到印度社会秩序稳定下来，物资供应能够满足绝大部分民众的需求，再考虑解除军管政策，通过大选组建正式政权，由此确定印度的政治体制与国家基本结构。
可以说，这么做最稳妥，也最能实现共和国的利益。
提前在印度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非常多，比如战争对印度人造成的影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会对民主选举造成巨大影响，而民主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将使印度再次对共和国构成严重威胁。无论如何，王元庆不希望数十年后再打一场印度战争。
要想达到最初的目的，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按照王元庆的设想，必须首先在占领区的管理问题上做出让步、将部分权力交给印度人，而不是由占领军掌握当地民众的生杀大权，由此产生的问题足以让王元庆头痛，比如其他盟国会不会同意这么做；然后还得加大对印援助，尽快在占领区恢复正常秩序，使占领区的民众过上比战前还要好的生活，由此产生的巨大投入也能让王元庆头痛，比如维持几亿甚至十几亿人的生活，就得用光共和国战略粮仓里的粮食，给战争受害者的补偿，也足以让共和国的战争预算增加好几成；最后还得在占领区内扶持一批开明政客，让他们在印度的民主制度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由此带来的问题同样能让王元庆头大，比如如何确定哪些人是开明政治家，就是一个有待商椎的问题。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虽然王元庆知道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到此，王元庆就不得不考虑一个只有政治家才会考虑的问题，那就是提前结束战争所获得的好处，能不能抵偿为此付出的代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提前结束战争就没有任何吸引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王元庆就会全力支持裴承毅。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无法用投入来衡量。
想到这，连王元庄都不得不承认，裴承毅不但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头脑的军人，还是一个能够用政治家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军人。
会议上，裴承毅就明确提到，不能用金钱衡量的好处才是最大的好处。
原话是不是这么说的，王元庆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