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战争计划相比，战争准备计划更加注重“非军事因素”对战争的影响，所谓的“非军事因素”，专门指那些能够影响战争进程，甚至能够决定战争结果的社会因素，比如经济状况、工业实力、民心民意、文化因素等等。虽然袁晨皓在担任战区司令期间，有足够多的机会接触到“非军事因素”，甚至在某些时候需要顶替政府官员处理涉外事件，但是作为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袁晨皓没有权力插手行政事务。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工作，袁晨皓必须注意影响，不像在战区司令部那样随心所欲。如此一来，在制订战争准备计划的时候，袁晨皓就会受到很多制约。
可以说，这就是袁晨皓为什么要求获得“绝对权”的根本原因。
裴承毅离开后，袁晨皓就召集作战处的主要参谋，开了一个简短会议，介绍了相关情况，并且让参谋做好长期加班的思想准备。
实际上，袁晨皓在当天晚上就开始加班。
因为没有掌握其他方面的情况，所以袁晨皓只能从军事问题着手。实际上，不管是不是为战争做准备的计划，只要与战争相关，就得首先考虑军事问题。
对共和国来说，2041年的中东战争绝对算得上是自2015年以来打得最惨的一场战争。
用某些共和国新闻媒体的话来说，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共和国第一次没有能够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也是共和国在21世纪中打得最糟糕的一场战争。虽然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都接受了这个结果，并不认为战果不利与共和国军队有直接关系，而是相信了共和国官方新闻媒体的宣传，认为与战场情况、以及国际局势有很大关系，但是对共和国军队来说，一场不算圆满的战争足以让所有人反思，也足以让共和国的领导人对国防建设进行深入思考。
事实也确实如此。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顾卫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个不那么重视国防建设的领导人，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在整个执政期间，顾卫民并没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特别是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国防开支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7％，基本上恢复到了王元庆执政时期的水平，并且超过了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由此可见，中东战争对共和国高层产生了多大的冲击。
当然，中东战争的直接影响就是改变了共和国国防建设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中东战争前，受第三次军事改革影响，共和国一直奉行战略收缩政策，国防力量整体萎缩，只有天军得到了长足发展。中东战争前，共和国军队的兵力跌到了120万左右，为建国以来最低。虽然没人将中东战争的结果与第三次军事改革联系起来，因为没有第三次军事改革的话，以共和国军队的战略投送能力，别说派遣足足8个战斗单位前往数千千米外的战场执行作战任务，能否抢在美军之前完成战前部署都是个问题，也就不可能在中东地区挑战美国的军事霸权。但是中东战争之后，很多人都根据战争结果，认为第三次军事改革搞过了头，对共和国的军事力量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可否认，这种认识带有偏见，并没认识到第三次军事改革的重大意义。要知道，中东战争是在共和国整体实力有所下滑，大量国力用在了印度战后重建与国内建设上的时候爆发的，如果不是第三次军事改革，锻造了一支精悍的军事力量，共和国根本不可能在库尔德斯坦地区扶持一个亲华政权，更不可能通过一场大规模战争来改变中东的区的战略格局。重要的是，同样不能否认，第三次军事改革远不如想像的那么大，或者说，受政府换届影响，第三次军事改革并没有达到预先制订的全部目的。
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顾卫民没有搞军事改革的魄力。
归根结底，中东战争与顾卫民的关系并不大，而且不是策划者，所以顾卫民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好处非常有限。按照某些西方国家“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2042年换届选举的时候，叶致胜敢于发起挑战就是因为顾卫民没有得到军队的绝对支持。由此可见，顾卫民与军队的关系并不紧密，既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大搞军事改革。
可以说，顾卫民的这种政治倾向对共和国国防建设的影响更加重大。
万幸的是，中东战争后不久，裴承毅出任国防部长，加上林啸雷也希望通过推动国防建设来推进海军建设，所以从2042年开始，共和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在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的联合推动下，终于走上了正轨。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共和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