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关系到澳大利亚的问题掉以轻心。
五角大楼在2053年公布那些与澳大利亚有关的战争计划，足以证明，美国的情报机构早就知道共和国的同行在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
事实上，像提供活动经费这类事情，几乎不可能做到彻底保密。
按照澳大利亚的相关法律，任何政党与社团都得按时公布账目，如果资金收支对不上就会触犯法律，从而导致政党解体、社团解散。虽然可以通过捐助等名义，将资金转给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团，但是上千万的活动经费绝对不是个小数目，而且突然多出这么多捐助，已经说明了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印度战争之后，全球经济开始转暖。
随着波及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影响了数十亿人、持续了10多年的大萧条在30年代末逐渐退去，各国经济先后出现了恢复性的爆发式增长，作为资源出口国与低端工业国的澳大利亚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机。
根据澳大利亚当局公布的数据，在2036年到2045年的10年间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11％，为发达国家之最（同期共和国为7。2％，美国为6。7％，欧盟为7。4％），即便扣除大萧条之后恢复性增长因素，澳大利亚在这10年间的经济增长率也在5％以上，超过了包括共和国、美国与欧盟在内的大部分经济实体。当然，澳大利亚经济率先复苏的原因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样，即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拉动下，市场恢复活力，各国对资源的需求大大增强，从而使澳大利亚的资源产业率先复苏。换句话说，澳大利亚能够率先走出危机，印度的战后重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大萧条期间，澳大利亚没有像巴西那样，因为资源出口而社会崩溃，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伊朗、朝鲜、日本等国的战后重建需要大量资源，从而使澳大利亚的资源出口企业一直不缺乏顾客，也就没有大规模破产。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当局应该感谢共和国，因为帮助澳大利亚度过危机、并且推动澳大利亚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都与共和国有关。
即便在澳大利亚，也有很多人认为，共和国是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国家。
早在2033年，澳大利亚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斯文森就对澳大利亚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做了论述，并且对澳大利亚的未来做了预测。按照斯文森的说法，如果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保持不变，即继续充当美国的马前卒，站在共和国的对立面上，那么澳大利亚就得祈祷美国能够在下一场世界大战中战胜共和国。更重要的是，即便美国取胜，澳大利亚也最多只是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而不是核心国家。与之相反，如果澳大利亚改变了对外政策，考虑到国内社会情况，基本上可以排除倒向共和国的可能性，因此澳大利亚能够采取的，只有类似于欧盟的灵活中立政策，即充分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互斗争，争取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而且在国际社会上拥有重大发言权的大国。毋庸置疑，成为大国是维护澳大利亚根本利益，避免因为严重的国内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唯一办法。当时斯文森就明确提到，因为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过于复杂，即便白人仍然在混血族群的支持下，占据着主流地位，可是随着黄色人中，特别是华人社会迅速壮大，加上一味亲美的对外政策会使拥有决定澳大利亚政治状态的混血族群倒向华人社群，所以澳大利亚必须主动求变，不能等到社会动荡到来之后再被动变化。
由此可见，在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中，仍然有不少人主张效仿欧盟，成为一个拥有独立发言权的中立国。
问题是，澳大利亚不是欧盟。
虽然从基本情况来看，澳大利亚的条件比欧盟优越得多，别的不说，澳大利亚至少不存在一体化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统一国家。但是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领域，澳大利亚就远不如欧盟了，其中又以国防办量为甚。即便在美国的支持下，澳大利亚的“核能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也因此成为了《伦敦条约与首批缔约国之一，可是澳大利亚的真实国防实力却差强人意。在2045年的全球军事力量排名中，澳大利亚甚至不如南美洲的阿根廷与非洲的尼日利亚，仅派在第23位，是所有人口超过1亿的发达国家中排名最低的一个。虽然在以往，相对较差的国防力量不但没有使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失去保障，反而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更具活力，毕竟国防开支太大，肯定会对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在21世纪下半叶的时候，过于颓弱的军事力量不但不会推动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