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这很难让人理解，因为在大部分人看来，一个在伊朗战场上与美军作战、在车臣与美国情报机构交手、在裁军谈判中与美国钩心斗角的政治家，怎么也不可能把美国当成盟友，但是别忘了，在政治家眼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在担任安全局首席副局长的时候，契力亚科夫就主张与美国修好，借助美国的力量巩固俄罗斯在亚欧大陆上的地位，从而抗衡正在积极扩张的共和国。
可以说，契力亚科夫能够平步青云，受到数位总统重用，与他的这一观点不无关系。
虽然伊朗战争将中俄友好关系推上巅峰，当时甚至有人认为，为了抗衡美国，两个相邻的大国会秘密结盟。但是常言说得好，盛极必衰，巅峰之后就是下坡路。从本质上讲，共和国与俄罗斯能够友好相处，原因只有一个，即面临共同威胁。准确的说，伊朗战争前，面对美国的霸权，共和国与俄罗斯都难以自保，只有积极合作，才能获得一席之地。伊朗战争之后，美国霸权衰落，共和国蒸蒸日上，加上全球性大萧条产生的影响，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自然走到了尽头。
客观的讲，谋变的不是俄罗斯，而是共和国。
虽然在哈萨克斯坦事件之前，共和国并没直接挑衅俄罗斯，甚至在某些关系到两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有所顾忌，比如直到裴承毅上台，共和国都没有吞并蒙古。但是出于本身利益需求，在一些与俄罗斯有关的问题上，共和国就没那么客气了。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是针对印度的3场战争。要知道，在俄罗斯的全球战略中，印度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棋子，而是俄罗斯最重视的友好国家之一，其地位甚至在共和国之上。可以说，在共和国必须借助印度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大前提下，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基本层面上的关系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在2015年之后与共和国的国力差距日益悬殊，恐怕俄罗斯早就动手了。
问题是，在2035年之前，能够准确认识到这一点的俄罗斯人并不多。
不管怎么说，印度战争之前，中俄关系还是以合作为主。更重要的是，受全球性大萧条的影响，俄罗斯还得借助共和国、或者说依靠共和国的庞大国内市场，不然俄罗斯的经济将遭受灭顶之灾。
正是如此，印度战争之后，契力亚科夫才进入了俄罗斯高层决策圈。
由此可见，契力亚科夫并不是天生的亲美份子，甚至算不上货真价实的亲美派，可他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大俄罗斯主义者”，在他眼里，俄罗斯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来。
虽然对共和国来说，契力亚科夫绝对是个不受欢迎的家伙，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他比那些主张倒向美国的亲美份子可爱得多。不管怎么说，契力亚科夫不会为美国卖命，更加不会为了美国的利益出卖俄罗斯。说得更直接一点，如果对俄罗斯没有好处，他肯定不会兑现秘密同盟条约。
问题是，在俄罗斯，像契力亚科夫这样的政治家已经非常少见了。
别说那些在第三次车臣战争后出头的新生代政治家，很多与契力亚科夫同时代的政治家都主张完全投靠美国，不再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战略。这些政治家认为：短期之内，俄罗斯很难具备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全球争霸的条件，国际影响力甚至连欧盟都比不上；俄罗斯要想崛起，除了积极发展壮大之外，还得充分利用两强争霸的有利局面，抓住一切机会推动世界局势大变革；只有在共和国与美国两败俱伤、全球局势重新洗牌之后，俄罗斯才有权会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因为俄罗斯与共和国接壤，加上历史积怨，所以帮助共和国取代美国不会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把俄罗斯置于绝境。只有协助美国击败共和国，并且让美国大伤元气，对俄罗斯才最为有利。
暂且不说这一观点是否正确，至少在契力亚科夫看来，这等于把俄罗斯置于风口浪尖。
受此影响，从2056年初，即出兵哈萨克斯坦之后，俄罗斯当局就在要不要主动与共和国翻脸的问题上争执不休。
以契力亚科夫为首的“务实派”认为，在大变革时代，俄罗斯应该退守二线、稳守成果，而不是当出头鸟，更不应该主动挑衅共和国的霸权。只有在美国与共和国开战之后，俄罗斯才能侍机而动，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参战。以副总统乔德诺维奇为首的“理想派”认为，如果没有俄罗斯的支持，美国不可能击败共和国，而美国战败，等于俄罗斯战败，所以为了俄罗斯的未来，应该更加积极，主动迎接挑战。
如果在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