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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娅需要接受抗菌治疗，但是又没有药品。四局医院使用的都是外国药品，特别是法国药品，这些抗菌药品已经用完了，只能代之以苏联计划生产的抗菌素。苏联工业中普遍实行定额生产制度，超额才能得到奖金，产品逃避质量检查的情况在苏联工业中也普遍存在。这一批药品根本没有经过检验，药瓶里很可能装的是蒸馏水而不是抗菌素。马科第二天才知道这一情况。然而娜塔莉娅已经完全陷人休克，医生还没有来得及纠正他的一连串错误，她就死了。
拉米乌斯痛苦地记得那个肃穆的追悼会。他手下的军官和其他多年来结下友谊的一百多个海军士兵、娜塔莉娅的亲属，以及当地党委会的代表参加了葬礼。马科的父亲去世时，他正在海上，但是他深知亚历山大所犯下的罪恶。他的死对他没有影响。然而，妻子的死却是他的一场灾难。他们结婚后不入娜塔莉娅就笑着对他说过，海员需要回到妻子身边，女人需要等待丈夫回来。说起来就这么简单。而实际上却要比这复杂千百倍！这是两个有才华的人的结合，十五余年相濡以沫的恩爱生活，使他们彼此更加了解，使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在沉重的哀乐声中，马科·拉米乌斯看着灵枢推进了火化室。他多么希望自己能为娜塔莉娅的灵魂祈祷，希望希尔达祖母没有说错，希望除了烈焰和钢门之外还存在着某种别的东西。此时此刻，他才意识到这一件事对他的巨大打击：国家不仅夺走了他的妻子，而且剥夺了他为减轻悲痛而祈祷的权利，剥夺了他同妻子重逢的机会——那怕这只是幻想。自从很久以前他在波罗的海度过的那个夏天以来，温柔、善良的娜塔莉娅就是他唯一的幸福。现在，幸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但是对娜塔莉娅的怀念始终忻磨着他：每当他在街头漫步或在摩尔曼斯克的商店里买东西时，常常触景生情，人们的发型、步态或笑声，都会勾起他对娜塔莉娅的清晰回忆。一想到自己失去的妻子，他就完全变了样，不象个职业海军军官。
娜塔莉娅·波格达诺娃·拉米乌斯的生命，葬送在一个值班时喝酒的外科医生手里，这样的渎职罪在苏联海军中是要受军事法庭审判的，但是马科却无法对这个医生绳之以法。外科医生的父亲是一位党的高级官员，他的地位自然会得到他的保护人的庇护。如果有适用的药品，她也许可以得救，但是外国药品缺乏，苏联药品又不可靠。医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药厂工人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拉米乌斯前思后想，怒火中烧。最后他认定，国家应当承担责任。
几个星期之后，一个周密的计划形成了：他一直担任训练和制订应急计划的工作，这促成了这项计划的产生。当建造“红十月”号的工作在中断了两年之后重新开始时，拉米乌斯就知道这艘潜艇将由他来指挥。他帮助设计了艇上经过大改革的拖动系统，并对在里海进行了数年绝密航行的模型艇进行了审查。他请求调离原来的舰长岗位，以便集中精力投入“红十月”号的建造和装配工作，预先挑选和训练该艇的军官，这样就可以使这艘导弹潜艇及早进入全面作战状态。红旗北方舰队的司令宫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在娜塔莉娅的追悼会上还掉过泪。他同意了拉米乌斯的请求。
拉米乌斯对军官的人选早就有了安排，他们都是“维尔纽斯学院”的毕业生。许多人还是马科和娜塔莉娅的“义子”，他们的地位和军衔都是拉米乌斯提拔的，他们自己的国家生产不出能让他们有用武之地的潜艇，他们都接受了马科的劝告加入了共产党，而当他们意识到晋升的代价就是出卖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时，他们对祖国的不满就更加强烈了：他们要变成一只身着水兵服的领高工资的鹦鹉，控制自己，忍着痛苦，重复党的教导，这样才能得到提拨。这些人虽然迈出了这卑贱的第一步，却基本上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在苏联海军中有三种渠道可以平步青云：一是当政治委员，成为孤家寡人；二是当海军军官，最后挣一个舰长的职位；三是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高级别高薪金，但是永远当不了领导。例如，在苏联舰艇上总工程师的级别可能高于舰长，但是他仍然是下级。
拉米乌斯环视着坐在桌旁的全部军官，他们大多数精通业务，又都是党员，但是在事业上都未能如愿以偿。其中两人因青少年时代犯过小错误，其中一个仅仅是因为八岁时有过越轨行为，从此便得不到信任。导弹军官是个犹太人，虽然他的父母都是忘我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仍然
